摘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培养工匠精神成为中职教育的新内容、新要求、新任务。本文对如何在中职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进行论述，提出要准确把握中职教育语境下工匠精神的涵义，明确工匠精神的培养原则和重点要求，统筹优化教育教学管理机制，并全面、系统地实施工匠精神的传承和培养。这次帅气的小编为您整理了10篇《职业教育论文》，希望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
［论文摘要］职业教育政策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政策，其特殊性在于职业教育政策牵涉的主体更多，主体间的各种关系更复杂，对职业教育政策进行合理性追究，有助于消解职业教育面临文本繁荣与实践困境的二元悖论。职业教育政策合理性的实现，需要从程序正义与逻辑一致性之形式合理性，科学性与正当性之实质合理性，寻求价值共识与公共利益之实践合理性等三个主要方面进行。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政策 合理性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的基本方针，职业教育一时出现政策文本非常繁荣的景象；而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文化价值始终难以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职业教育的“二流教育”形象仍然根深蒂固，职业教育实践更是面临着重重困境。正如有学者指出：“与其他类型的教育政策相比，职业教育政策存在着文本繁荣与实践领域消沉并存的现象。”当然，职业教育实践消沉可以归因于诸多方面，但究本求源，职业教育政策本身的合理性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也直接导致职业教育政策失效现象频频发生，因而对职业教育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追究实有必要。
一、职业教育政策的合理性：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合理性”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概念，然而，越是熟知的概念，其含义越是晦暗不明，往往产生的分歧也最多。西方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均是在“合乎理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合理性。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则侧重于“合理的特性”的意义，它是对事物的存在或人的活动及其结果是否“应当”“正当”“可取”的认识和评价，是对对象的正当性、应当性、可接受性的认识和评判，由此而决定主体对于客体的取舍态度。在这种意义上，所谓合理性，就是既有实质内容的合理性，也有形式上的合理性，还具有行为实践的合理性。现代西方许多学者也开始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合理性。本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谈论职业教育政策的合理性。
由此看来，在合理性视域内对职业教育政策进行追究，需要从形式、实质和实践等几个层面展开。从形式上来看，主要指坚持职业教育政策的。逻辑一致性与程序正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牵涉的利益主体最多，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坚持逻辑一致性和程序正义，保证多元利益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明确，对于职业教育政策合理性至关重要。从实质上看，主要考察其科学性和正当性的问题。长期以来，职业教育政策更多地关注是否适合经济发展规律，突出其工具价值，而极少关注职业教育对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关注职业教育作为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而另一方面，如何使职业教育符合整体教育事业的进步需要，如何使职业教育政策与教育公平、教育正义等价值观相一致，更是职业教育政策的实质合理性需要关注的问题。罗尔斯也正是从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角度来研究了社会制度的合理性的类型。他认为正义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于该社会制度中。罗尔斯所讲的两种正义，给我们的启示是，职业教育政策必须同时关注其形式和实质合理性。当然，“政策问题总是实践性的问题，而不是理论性的问题”，只有通过实践合理性，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有机结合起来，职业教育政策的合理性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二、职业教育政策形式合理性：坚持程序正义和逻辑一致性
形式合理性是由韦伯创造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范畴，是他用来分析经济、法律、政治和行政管理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过程的工具性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本身，韦伯却并未作出较系统的分析。将形式合理性概念引入职业教育政策领域，可以从两方面予以界定：一方面，从形式合理性的外在表征看，要求职业教育政策具有逻辑一致性等外在表征；另一方面，从形式合理性的内在要求看，最主要是确立程序正义的原则。
从形式合理性的外在表征看，逻辑一致性是其首要的特征。目前，由于我国职业教育仍是条块分割式的管理体制，导致政策制定部门间彼此缺乏协调，各自为政，使其出台的各类职业教育政策间缺乏一致，这种状况从中央到地方均是如此。同时，职业教育政策在语言表达上模糊不清，也给执行与评估带来了潜在的困难。西方许多学者认为合理性与理论的明确表达是联系在一起的。查尔斯·泰勒认为，清楚的表达对合理性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理解，“当我们能够清楚表达某种事物时，我们就具有了对它的某种合理性的把握。”因而，在制定职业教育政策时，要充分关注各利益主体的意图，对于其权利义务要有明确的界定，尤其从意图到实际付诸行动之间，必须具有逻辑一致性，才能使政策合理性付诸实现。
而从内在要求看，坚持程序正义是实现职业教育政策合理性的基本保证。程序正义关注的不仅仅是结果的正义，还关注过程的正义，并认为过程的正义更能体现一个法治社会的精髓。因而，在对职业教育政策的追究中引入“程序正义”的概念有助于保证职业教育政策的正义性。无论职业教育决策主体的决策结果如何正当、科学，但只要决策过程违背了特定的原则，那也是不合理的。程序正义的理念对于我国传统决策模式“只讲结果，不讲规则”的信念是一个冲击。事实上，在职业教育领域，由于缺乏程序正义的意识和相应的制度设计，一些职业教育政策的出台并没有遵循严格的程序路径，其教育政策结果的正义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教育政策的实质正义难以实现。例如，1999年的教育部“三不一高”政策一经出台，即刻引起社会一片哗然，尤其遭到职教界的强烈不满。这一政策从某种程度上加深了高职就是“二流教育”的形象，对于刚刚诞生的新高职打击沉重，虽然教育部在20xx年取消了“三不”政策，但仍留下了“一高”，这一政策对于今天高职的招生危机依然产生着某些负面影响。虽然职业教育是一种“高成本”的教育，但其在政策制定时依然要体现对公民人格的平等尊重，对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保护，如果在政策制定时确保了教育政策参与者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真正做到社会精英与大众并重、职业教育政策专家与普通民众兼顾，所有的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都能平等地参与政策的制定、评价乃至终止的决策过程，通过加强政策程序正义的制度建设，将会最大限度地实现职业教育政策公平正义。事实上，当前对职业教育政策决策有话语权的依然是各级政府及其代理者（职业教育主管部门），而其他与职业教育密切相关的其他部门、社会组织、群体以及个人则被排除在外。如行业协会，只有其参与到职业教育的决策和管理之中，才能真正体现出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而实际上它们却几乎丧失职业教育决策的任何话语权，而且由于缺乏制度约束以及基于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它们也不愿意参与。试想，缺乏了行业协会的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又如何能够密切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呢？职业教育又如何走出封闭式的办学模式呢？
三、职业教育政策实质合理性：注重科学性与正当性
一项职业教育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不仅表现在形式合理性，更表现在其实质内容方面的伦理价值取向方面，即是否注重科学性与正当性。
从其科学性来看，职业教育政策必须反映职业教育本身的规律性，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职业教育政策均是以经济发展规律作为其决策的主要依据，注重的是国家利益，而很少关注作为个体的利益。以世界银行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主导其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发展经济学和人力资本学说。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转而采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重大政策的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主要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职业教育的重心依托企业的非正规的在职培训等，其把对教育资助的重点放在基础教育领域。可以说，世界银行的这一政策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了中国的职业教育政策。而如果职业教育政策仅仅只考虑其经济的价值，而忽视其作为社会的价值和文化的价值，必然丧失其独特的教育价值。因而职业教育政策必须要考虑职业教育作为一类教育类型的完整价值，尤其在当前全球化、技术进步、产品周期的缩短和新的工作组织方式为职业教育带来了广泛的不确定性的时代，职业教育政策更需要应对这种变革和不确定性。由此看来，职业教育政策的科学性必须考虑作为职业教育自身所蕴涵的规律性，即在进行价值考量时既要关注“职业”维度，也要关注“教育”维度，而目前职业教育政策对“职业”维度缺乏整体的考量，对“教育”维度则更是缺失。
职业教育政策实质合理性还应当满足正当性要求，正如罗尔斯所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正义价值并不是社会高度发展之后的奢侈品，而是所有人类社会、所有发展时期的必要追求。许多人却认为，教育更应该为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而教育正义仅仅是一种理想。事实上，这种想法在职业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政府常常以国家教育利益为重，更多地注重效率的提升，在优先满足部分社会成员教育利益需求的情况下，忽视或牺牲其他社会成员的教育利益。在这里，正当性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诸如当前职业教育政策中正在实施的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被看做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虽然高职示范校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尤其是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国家仅对少数示范校加大投入，而更多的高职院校办学经费捉襟见肘，教育设备短缺，甚至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连基本的办学条件都得不到保证。正当的教育政策应致力于消除或至少改善教育不正义状况，而不是无视或加剧这种不公正。职业教育作为现实的聚集着更多的社会弱势群体，其教育政策更应该首先保证每个人最基本的完全平等的教育。在积极推进职业教育公平的今天，任何一项职业教育政策，其生存或发展空间的大小，都越来越取决于其正当的程度。
四、职业教育政策实践合理性：寻求价值共识和公共利益
关于职业教育政策合理性的追究还有一个重要的向度，即实践合理性，它是化解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冲突与矛盾的根本途径。正如托马斯·格林（Thomas F.Green）所强调的，政策问题总是实践性的问题，而不是理论性的问题。对于一个政策问题的答案总是一种“我们应当做什么”的陈述，而不是简单地提出“我们知道什么”的陈述。政策问题的答案总是一系列行动，是对“做什么”的详细分解。
就职业教育政策而言，在政策文本呈现一派繁荣的同时，其实践成效却远未达到预期，其关键在于对实践合理性的忽视。所谓实践合理性，就是指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合理性，它将职业教育政策的手段与目的、活动与结果、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最终实现从职业教育政策的理念、规范到实践的转化。从这一内涵来看，实践合理性是诸种合理性中的最高形式，它是诸种合理性形式的融合，包含了各种合理性的内容，而又高于这些合理性。它向我们展示了政策合理性的立体式的、全方位的图景。然而，就政策的实践合理性途径来说，关键在于寻求价值共识和形成监督机制。
实现实践合理性的首要要求政策执行主体寻求价值共识，实际上，政策执行的过程便是持续与实践进行对话，相互发现与批判并最终达成价值共识的过程，虽然“实践总是‘全息性地’渗透着实践主体的惯习，‘凝缩式’反映着场域中各种复杂的关系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利益博弈”。然而，职业教育作为公益性教育，其所体现的“公共”价值取向是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在实践中有可能达成广泛价值共识的社会基础。事实上，在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过程中，由于执行主体价值观错位造成政策失真和歪曲的例子非常多。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将公共领域引入教育改革的初步探索，目的是让教育改革的决策过程更加民主、科学与合理。这是一个介于国家的教育决策机构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公共空间，在这里民众可以就他们的有关教育政策决策进行协商、辩论、批判，进而对教育决策产生影响的场所，而这个场所又区别于国家和政府的代表机构，它起着沟通作用，同时，也是生产和传播对教育改革相关决策进行质疑的话语的场所。尤其是网络媒介特别是网民论坛的兴起，更快地拓展了公众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话语空间，为网民表达意见（包括为处境不利群体代言）提供了场所，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配置了公众的媒介接近权，进而在总体上增强了政策接近权，也有助于释放公众积聚的情绪，起到类似于“安全阀”的作用。实际上，在这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网络媒介对达成价值共识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另一个困扰职业教育政策实践的关键因素就是执行主体利益的博弈，它使得教育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变了形、走了样，严重偏离了教育政策的既定目标。例如“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一直被当做职业教育的一项基本模式，在诸多职业教育政策中均得到强调和重视，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各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使得这一政策的落实始终是困扰职业教育办出特色的瓶颈。因而除了在政策制定中应从公共利益出发外，更应该把“公共利益”当做一个反思性的实践概念，发挥“实践理性”，在政策实践中寻求“共识”，这就要求我们在政策实践中要考察不同行为主体的利益追求状况，揭示其中的种种利益纠缠、矛盾与冲突，而这一点对于实现教育政策合理性同样不无裨益。
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具备开放性与灵活性的自身优势，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高等教育主要以学历教育为主，存在一定的应试教育倾向。学习者缺乏实践经验，技能水平也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随着扩招政策的实施、专升本模式的构建等，办学模式逐渐趋于多样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与职业教育之间的衔接一定会受到自身因素以及外界环境的影响。加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之间的衔接，可以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学习者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教学质量与办学效益。
一、自考模式对高等职业教育结构的优化
（一）促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新的科学技术逐渐地被开发与运用，社会对一线劳动者的理论素养与知识技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人单位在人才聘用时不但对技能提出了标准而且对学历也提出一定要求。当前普通高等院校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很难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步伐。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模式的推广打破了这一现状，自学考试不但是国家考试，而且是一种继续教育，将培养目标定性为实用性和职业性。与普通高等院校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相一致，在实训、管理、技能培养方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平。开展自学考试模式可以促进构建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专接本”打破了原有封闭的教学状态，把自学考试与高职教育相对接，相对于普通高职教育，增添了实践教学环节，解决了学生进一步深造的难题。“专接本”课程设置方面对学分认证方式进一步完善，教育的主要内容体现在知识与能力的同步培养，实现了自学考试与高职教育之间的有效衔接。从实践方面看，自20xx年起，江苏省筛选了一些实用性强、社会需求量大的相关“专接本”项目。主考学校在已经开设的本科专业中选取相关的“专接本”专业，面向全省的高职院校开展对接工作。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自20xx年开始与南京工程学院对接“数控加工与模具设计”专业，已经连续进行了五年，学生毕业通过率一直在90%以上。
（二）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在自学考试中的“专接本”模式能够发挥本科学校与高职院校各自的教学资源，实现教学资源的互惠互利。作为本科院校，由于主考的是本校最具优势的专业，所以在体系构建、师资力量、教学科研等方面都具备最优质的资源。而高职院校在实践与培训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通过“专接本”模式的开展，可以充分地将二者之间的教学资源优势融合，为专科生提供提升学历的渠道，促进专科学校完善校风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对于主考院校来讲，可以通过调研、督导等方式来进行师资队伍的培训，提高整体的教学水平与办学实力，帮助其积累更多的教学经验。
（三）提高就业质量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就业难问题已经普遍存在于各大高职院校。全新的工业技术在不断地更新与运用，企业单位对毕业生的整体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掌握操作技术，而且要有良好的专业素养与创新精神。职业院校主要为生产一线培养人才，“专接本”模式的实施可以使考生通过高职专科教育来提升实践技能，然后通过自考教育来提升自身理论水平，从根本上拓宽了实践技能的范围，确保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为毕业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优化自学考试“专接本”模式的有效途径
（一）拓展办学渠道
为了进一步完善自学考试中“专接本”模式的实施，首先要拓宽办学渠道，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提高学生的学位与学历。高等教育的自学考试可以尝试建立学分制教育，在不同层次的教育之间进行学分互换，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断拓宽办学渠道，通过多种方式来满足考生和社会的根本需求。
（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的发展逐渐向信息化、工业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各行各业的发展对人才知识结构的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实施，以开放性的特点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人才培养方向、专业结构方面都比较灵活，更加具有针对性与时代性。为了确保各学历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国家需要及时的调整人才培养方案，针对社会不同时期的发展现状与对人才的需求标准，来制定相应的教育机制，真正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为学生走向社会岗位开辟一条全新道路。
（三）改革评价机制
自学考试主要是通过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相结合的考试制度，最终核心体现在国家考试上，所以一定要维护其严肃性与权威性。这种考试制度的主要培养目标定位在应用型与职业型，所以评价机制要不断地改革与完善，加强对教育过程的重视，通过实践教学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把考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成绩、个人素质等因素全部列入对学生的考核范围，保证教学体系的完整性，不断推动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之间的良好沟通。通过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实现提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三、结语
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势必会引起职业教育与高等自学考试之间的调整与变革，促进二者之间的衔接与沟通，满足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二者之间的有效结合可以节约教育资源，所培养的人才可以更加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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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继续保持中等职业教育的应有地位，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国家政策的保障，二是中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首先是国家政策的保障。目前对中等职业教育存在必要性的质疑声音此起彼伏，这本身说明中等职业教育是容易遭受质疑的一种教育，是一种存在地位比较脆弱的教育。质疑声音尽管多种多样，但其实他们有一条共同的理由，那就是民众不愿意选择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不发达的省份常听到的声音是：我们也没办法，学生不愿上职校！对于这些观点，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要充分意识到职业教育的重大战略意义”去覆盖，而是要意识到其在某种角度的合理性。在目前的社会分配方式及其它相关制度下，学生不愿意选择职业教育是合理的。
谁会愿意主动选择一种面向环境辛苦、收入较低、生涯发展空间有限且受到社会歧视的教育？但是这种选择完全理性吗？当然不是。即使对学生本人来说这也是不够理性的，因为如果他们都上了普通高中，将有大量学生会发现他们无法在课程上取得成功，即使付出了很大努力去学习，也无法在这条路径上升到高一级学校。如果进入不了高一级学校，他们将没有任何技能就要直接就业，且由于缺少职业学校在就业中的推介作用，他们花费了很大精力也很可能只能获得一份不满意的工作。对国家来说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我们将直接丧失一个巨大的技能人才供给渠道。前面说民众的这种教育选择有其合理性，是因为它符合当下的实际情况，但这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因而是非理性的。如果我们一味地顺应民众的意愿，把所有中学变为普通高中，带来的各种问题将更加严重。这种情况我们已经经历过了。由此可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存在与发展并不在同一个起点上。普通高中即使国家不主动强调它的重要地位，人们也会争先恐后地选择它，对重点高中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中等职业教育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国家没有明确的政策来保障其地位，那么它的存在就会受到极大挑战，即使国家努力强调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也将无济于事。事实上，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在有些省市已呈下降趋势，有的甚至已处勉强维持的边缘。
在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中，政策制订者一定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特殊性，并采取有力的保障措施促进教育的协调发展，比如制订并执行合理的普职比例，同时大力发展中高职贯通甚至是中本贯通项目，使中职学生在升学上能体现出其优势。其次就是中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鼓励学生选择职业教育，就必须努力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否则这种政策就是不道德的。即使学生进入这种职业学校，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质量去吸引他们，他们最终也会选择离开，中职学校学生的辍学率与其教育质量直接相关。目前职业学校的教育质量还是比较令人堪忧的。评价职校的教育质量，不能看建了多少漂亮的校舍，添加了多少实训设备，实施了何等复杂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可以看看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有多少是设计得非常科学、合理的？可以看看教材，每年出版那么多教材，有多少是真正称得上经典的？可以看看教师，有多少职校教师是真正爱他们的学生，把大量时间花费在教育、教学工作上的？可以看看教学组织，学校的课堂教学严格到了什么程度？学生的学习达到了什么强度？可以看看班级的规模，学生到底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学习？如果从这些方面去观察我们的教育质量，情况恐怕不容乐观。这些方面的改进与教育投入没有太多关联度，与办学的实际条件也没有太多关联，关键是我们要有改进的决心与愿景。
一些省市正在实施中本贯通教育，这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起了较大促进作用，其作用大大超越了中高职贯通。目前这一项目受到了各方欢迎。首先学生家长喜欢，因为进入了这个班级，就意味着学生将有相当大的机会直接进入本科；其次职校积极性很高，这是无疑的，因为它大大改善了职校的招生状况；再次本科院校也欢迎，这一方面是因为招收中职生便可以享受应用型本科的政策，另一方面是因为中本贯通班的生源质量甚至要好于他们从普通高中招收的学生。然而如果中职学校就此认为他们的办学问题得到解决了，那就完全错了。如果中职学校不借此机会大幅度提升教育质量，很快将出现各方均不满意的格局。首先家长会发现职校的学习过于松散，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本科院校将发现，来自职校的学生由于后期没有经过有相当强度的学习，因而其能力水平不如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当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发生后，中本贯通就不再会有吸引力，而中职学校将发现自己已处于学生与本科院校的夹缝中无法动弹。因此，不论国家政策如何，中等职业教育存在的必要性最终要由其自身的教育质量去证明！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了制造大国，正在一步步地向中国梦靠近。其中对我们实现中国梦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工匠精神。
俗话说得好：中国梦，我的梦。那么中国梦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早在1984年，我国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现在也正准备向全面小康迈进，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实现了脱贫，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且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古国，这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在这里拼搏奋斗，他们把自己的梦想与国家梦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但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仅仅是不够的，还需要强大的制造业的支持，这就关乎我们平时所说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就是对工作的高度忠实，对产品精益求精的一种态度，那些工匠们将这种精神塑造成了一种价值观念，也化作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工人与工匠之间最大的不同，工人们只是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做好自己的本分而已。但是工匠们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钻研，它们在工作不断地发现，不断地改进产品，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意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们想把最好的产品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想让中国制造这四个字让更多更多的外国友人们知晓。所以我们更应该弘扬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创造中不断的创新，在创新中不断的改进，追求更高更优越的品质，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智造，让中国向制造强国迈进，让中国的科技水平也可以走在世界的前沿。
其实，在古代我国就已经对工匠精神十分的重视，庖丁，鲁班就是其中优秀的工匠的代表。现如今，这些优秀的工匠代表更是数不胜数，比如，高凤林，中国焊接第一人，很多公司高薪请他去工作，他都拒绝了，就是因为他对焊接技术的那种执着的追求与热爱，成就了现在的他。其实不止高凤林，还有许多许多像他那样的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精益求精，认真的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默默的付出，只为能够成就更好的中国。
所以，弘扬工匠精神，推动万众创新，创造更好更高的品质，打造更好的品牌，树立精益求精的态度，实现中国梦就指日可待了。
一、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多层面影响因素
一直以来，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从多个方面综合入手，在课程改革的同时，强调师资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及相应的专业内涵及管理机制建设。只改革课程，不改革教师，不改革管理，课程改革不能成功。改革是进步，不改革则职业教育缺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但改革的步子不能太大或太小，稳中求成效才是根本。课程改革是一个动态过程，既涉及老师和学生，也涉及改革中的情境状态及相关措施是否合理有效，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某些课程改革项目或许有所成效，或许会成为某种“需求合理性”，得到领导的认可，为决策者所接受。但是否为社会所接受或师生所接受，依然值得探讨和长期观察。例如为了取得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好成绩，职业学校普遍组织部分学生技能集训，有些学校技能集训的学生占据学校大量实习设备资源，导致其他学生实习不能正常进行，直接导致课程改革不能正常实施。所以由于学校内部独特的组织结构形式、习惯性工作流程方式、教育教学评价标准等的存在，直接导致课程改革在实施的具体过程中，被重新设计和包装。
从宏观的制度层面上，国家支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也支持各职业学校的课程改革发展。学生层面上看，学生在职业课程改革中既可能是受益者，也可能是受害者，成功的课程改革无疑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空间，失败的课程改革则可能让他们对专业更为迷惘，但他们只有顺应学校的课程改革，不能选择，也无法左右课程的方式方法。职业学校在积极响应课程改革的同时，也应改革学校内部的机制建设，以配合课程改革的环境需求。当课程变革的设想进入学校之后，会遭遇到学校之既有组织架构、工作任务、内部关系、活动规则、评判标准等构成的学校组织的核心事项的“过滤”或“整合”，也就是重新设计包装，课程变革的某些设想会被舍弃或曲解，也自然而然地增添其他元素。在整个的课程改革中，教师层面才是课程改革成败的决定因素。教师的敬业精神，对改革创新的态度，及个人教学经验、教学方法等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课程的成败。教师的对课程改革的态度直接影响了课程改革的质量，学校应关注教师课程改革积极性的提升及课程改革平台的创建，教师们则应关注教学的细节之处，两者的结合才能实现宏观到微观，系统到个别的全面改革。“教师”也并非个体，教研组的成功实施有助于课程改革质量的提升。
二、结语
课堂层面则是教师进行课程改革实施的主阵地，是课程改革实现理论指导实践的关键。教师将进行理想化的课堂设计情境，又会在实施面临新的困惑，实现新的选择。这个时候，即使是先前存在于教师头脑中的较为完整的对变革的“理解”，也有可能因为流动而多变的现实因素发生解体。例如当原先设想的学生兴趣大增，面临学生不愿意学习时怎么办？原有设想的教学效果显著面临教学效率依旧低下时怎么办？
一、构建科学的考核制度
受传统的计算机教学的影响，我国职业计算机教学中依然以学生计算机基础知识的掌握考核为主。而忽视了对其实践能力的考察。针对这一现状，计算机教学必须认识到实践操作的重要性，将实践与教学理论相结合，这样才能使计算机考核制度更加合理，具体操作可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计算机思维进行考核，根据学生的特点以及计算机教学的目标，安排不同难度、不同方式的计算机考核。给予学生的正确的评分，及时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解决。科学的考核制度有助于对学生做出客观的评价，与实践的结合帮助学生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得以提高。
二、计算机教学方法的优化
教学方法是计算机教学效率的提高，对于职业教育学生来说，其能力、兴趣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能吸引学生的教学方法十分重要，目前，职业教育为了满足社会需求，也为了自身的稳定发展，已经开始重视计算机方法的创新。形象教学法、实践操作法等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形象教学法的应用
形象教学法目前在职业教学中应用较多，受到了学生的广泛认可。这是由于职业学生多数未参加过高考，基础水平较差，对学生存在抵触心理，因此提高其兴趣十分重要，通过形象教学法，将计算机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通过图像等形式展示给学生，使学生了解更多的计算机知识，并且养成自我探索的习惯。实际上职业学生接触计算机的时间反而较多，只是其将大部分时间应用于电脑游戏上，这是其对计算机存在的唯一兴趣。学校应抓住这一特点，在计算机课程设置时为其安排娱乐性质的教学方式和内容，给赋予学生更多的操作机会，让学生在操作中感受计算机学习的乐趣。并且通过一些趣味的计算机内容使学生降低对计算机游戏的沉迷程度。同时培养学生对更高的计算机知识探索欲望，提高职业教育学生计算机教学效率，为社会培养更多专业的人才。
（二）操作实践法的应用
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是职业计算机教学的根本目的。要做到这一点，应改变传统教学中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在尊重学生思想的前提下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起到引导作用，学生应获得更多的操作机会。基于此，校方应增加计算机基础设备投资，为每个学生提供计算机上机操作机会。减少枯燥的理论讲解，教师将基础理论形象的讲解给学生，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计算机操作水平。实践证明，将教师演示与学生演练分开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计算机教学的效率。
（三）提高职业教育计算机师资力量
教师综合水平的提高也是计算机效率提高的关键。针对目前职业院校计算机教师的水平，应对其进行适当的培训，可通过在职培训或者为其提供国外留学的机会。使教师了解职业计算机教育的专业分布特点，了解学科特点，从而树立正确的计算机教学理念，提高对计算机教学实践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在教学内容安排上、教学手段选择上都能做出合理的分析。使职业计算机教学的效率得以提高。另外，在计算机教师招聘上，应致力于选择综合素质较高或者具有潜力的计算机教学人员，提高计算机师资整体水平。
三、总结
计算机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社会对计算机人才的要求提高，同时学生选择计算机专业的几率增大，这也是其在就业时面临巨大的压力。只有提高学生的计算机操作水平才能够使其适应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实践的操作是学生生存之本，因此对于职业教育学校来说，应抓住学生的这一特点在，致力于提高教学效率。
论文摘要：在教育史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既是两种不同的教育哲学，又是两种不同的学校制度。今天，普通教育职业化和职业教育普通化，成为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正确认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有助于把握教育变革的本质，构建科学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论文关键词：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关系；辨析
一般认为职业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之上，或者说是和普通教育相对而言的。如此看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关系似乎是明晰的。然而，由于我们对什么是职业教育、什么是普通教育有着不同的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并非像表面那样泾渭分明。
职业教育是一个舶来品，其概念在我国素存争议。仅就名称而言，在20世纪就发生过三次大的争论，即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之争、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之争，其中最后一场争论，至今仍没有完全结束。与职业教育一样，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是一个从西方翻译来的词汇，亦译“通识教育”、“一般教育”。一般教育一词已很少使用，通识教育则多被用于指称高等教育阶段的普通教育。在西方教育史上，普通教育和今天我们面临的“职业教育”一样，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直到1977年，美国学者还在抱怨：“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概念像普通教育那样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也没有一个概念像普通教育那样引起那么多的歧义”。因此，仅从字面或现有的辞书，很难正确把握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而要做到正确把握它们的关系，就需要了解其发展变化的历史。
一、作为两种不同的教育哲学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近代演进成两个对立的教育体系之前，首先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或哲学。作为教育思想或哲学的普通教育，其先驱是古典的自由教育。[2]自由教育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英文“自由”（liberal）一词是从拉丁文liber（自由的意思）发展而来的。这种自由与近代的自由主义不一样，它与个人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有关。因此，自由教育只适合于与奴隶、工匠相对的“自由人”。亚里士多德是古典自由教育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的全部生活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鄙俗”的，一类是“高尚”的。“鄙俗”的生活是以实用、谋利为目的的“劳作”生活；“高尚”的生活则是以深思为最高理想的闲暇生活。与此相对应，他把教育相应地也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人”的（liberal）教育，即通常所说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类是“非自由人”的（或“偏狭的”，illiberal）教育。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教育是以人的理性的自由发展和德性的完善为最高目标的教育，它以“自由学科”为主要教育内容，主要包括读、写、音乐、绘画、哲学等。“非自由人”的教育，是指为了谋生，以领取酬金为目的，以“工匠贱业的种种技艺”为主要内容，并以专门性的、狭窄的职业技能为手段而进行的教育。用今天的眼光看，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自由人的教育”和“非自由人的教育”，也就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他的观点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等级思想。自由教育的势利倾向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待职业教育的态度上。他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对立起来，并对职业教育持有非常明显的轻蔑态度，认为“工匠贱业的种种技艺都破坏公民的身体，而领取酬金的活计会劳瘁公民并贬抑其思想”。
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衣钵，在后来的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思想家和学者那里得到了继承。19世纪公认的、最伟大权威的神学思想家和作家之一，红衣主教牛曼（也译作纽曼），就是当时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所谓“自由教育”，牛曼认为它的真实含义是：“首先，从语义上讲，它与‘工役性’（servile,或‘奴性’）一词相对立，‘工役性’一词的含义，按照教义手册的说法，指的是无心智活动参与的体力劳动和机械作业……‘自由教育’是大学教育和绅士的特点……自由教育和自由职业是心智的、推理的、思考的活动。”他对职业教育非常轻视和排斥，认为职业教育尽管有些用处，但会“缩小、贬抑人的精神力量”。他的这种态度和亚里士多德如出一辙。
虽然牛曼的自由教育思想强烈地影响了后世的思想家，并且这种影响还将会继续持续下去，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力量的逐渐强大，一种“实用”的教育主张正在悄悄滋生。在牛曼大力提倡自由教育的同时，另一些与他同时代的重要人物如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ke）等，都对自由教育持反对意见。洛克认为，教育应该为着某种特定的目的，应该涉及具体的事物和工作。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有它的价值，凡是有所花费的，都理应有所回报，所以教育和教学必需是“有用的”、“实用的”。所谓“实用的”是指“对学生将来的职业和营生手段有用”。在他看来自由教育一无所用：它不能教我们改进产品，也不能扩大我们的土地和庄园，改善我们的经济；也不能使一个人立刻成为律师、工程师或外科医生；也不能导致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磁学等其他任何一种学问的新发现。牛曼和洛克，这两种对待自由教育截然相反的态度，由此拉开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旷日持久的争论。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主张实用的观念，终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实用主义哲学。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倾向于把事物分成相互对立面的二元论。如把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对立起来，把职业教育和自由教育对立起来。杜威却倾向于两个极端之间的连续性，他反对把职业教育与所谓文雅、自由的教育对立起来，认为这是封建时代的观念，是从前人类关系的阶级构造之残余。对于认为在初等学校甚至中等学校里开设手工训练、艺术和科学，会贬低“广博的自由文化”的结构的观点，他指出“即使不会导致可悲的结果，也将是非常可笑的”,“当学术专业看作是文化或自由教育的类型时，一个机械师、一个音乐家、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农民、一个商人或者一个铁路管理员的训练，就会被看作纯技术的和专业教育的类型。它的结果使我们到处所看到的“文化人”和“工人”的区分，理论和实践的脱离。这种结果是他一贯反对的。杜威认为，原来那些被自由教育所排斥的职业，随着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许多已经“渗入了一种理论成分”，应该使“目前为社会所需的技术科目获得一种人文性质”,也就是说，他认为一个人要能完全胜任工作并充分享受工作的欢乐，就应该懂得工作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心理学的、文学的、基础艺术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出，在他的教育哲学里，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共存的。“职业是文化之根，文化乃职业之果”，这话是对他这种思想最好的概括。正象牛曼对于自由教育一样，杜威对于职业教育（或者专业教育、专门教育）产生了巨大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 "
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反映了由18世纪末法国和美国爆发的政治革命和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所引发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基础的变革。这种变革迫使“那种绅士的、尖子主义的传统处于被动地位，并开始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教育只为少数人服务的观念”。面对这种变革，自由教育再也无法固守在传统的xx塔里了，因为xx塔的大门，早已在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和科学革命的浪潮冲击下轰然倒下了。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逐步强大，教育就不再可能只是为少数有闲阶级服务了。就连自由教育的现代继承者、永恒主义代表人物赫钦斯，为了维护自由教育，也不得不这样说：“如果自由教育是适合于自由公民的教育，如果全体公民又都是自由的，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接受自由教育”。另一方面，进入19世纪后，社会生产领域越来越需要掌握实用知识的人才，古典自由教育由于自然科学具有“实用价值”而将之排除在外的主张就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改造自由教育，成为进步主义者的时代要求。“为了确保对自由教育进行重新思考所需的灵活性，一些人把‘自由教育’这一古老称呼还给传统主义者，同时打出了‘普通教育’的旗号”,普通教育的名称由此而生。经进步主义者改造为普通教育的“自由教育”，与古典的自由教育相比，至少发生了两个深刻的变化，一个是将自由教育由为少数人服务变成了“面向人人”的教育；另外一个是自然科学知识成为普通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尽管国外许多学者认为普通教育和自由教育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但这种变化毕竟是一个事实。另外，从对这两个词使用的选择上来看，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保守派与进步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态度。
二、作为两种不同的学校制度
从学校的产生到工业社会前绵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教育有着同一的组织特征：缓慢的变化；教育更多的是和政治、宗教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经济联系在一起；教育内容和实际生活相脱节；教育为少数特权阶层子女服务等，这也就形成单一的、精英式的、以自由教育（普通教育）为目的的学校制度，而广大群众则被排斥在正规的学校体系之外，在所谓的学徒制中接受教育。但从工业革命开始，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面向大众、以传播实用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教育，逐渐进入到了正规的学校体系。
作为现代学校制度的职业教育，一般认为形成于19世纪中期以后。在中等教育阶段，与文科中学主要以传授古典的文科知识为内容、实科中学主要以传授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内容不同，“职业教育”学校主要以传授职业技术知识为主要内容。在高等教育阶段，在传统的大学之外，产生了各种技术学院、专门学校、短期大学等。这些中、高等的职业技术学校，虽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和组织形式，但都把培养现代职业技术人才作为自己的任务，从而和传统的学校有所区别。这样，在学校制度中，就结束了有史以来“普通教育”独霸江山的一统局面，形成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两个相对独立的学校体系。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作为两种不同的学校制度，在一开始就充满着不稳定性。在等级文化传统浓厚的欧洲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双轨制，即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分别在不同的学校里进行；而在崇尚自由民主的美国，却形成了综合中学制度，即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一所学校里同时进行。美国的综合中学制度，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民主的价值观和教育普及化的混合产物。在这种制度里，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只是一种不同的课程组合。因此，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边界是模糊的。正是这种模糊性，用欧洲国家的眼光看，就会认为美国没有职业教育。20世纪60年代，英国等传统的欧洲国家，在教育民主化的浪潮冲击下，也纷纷效仿美国，采用综合中学制度，形成了一场综合中学运动。即使把职业教育作为发展经济秘密武器闻名于世的德国，也不得不对“双元制”进行改造，通过增加“职业教育基础年”等形式，来加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沟通。 "
在高等教育阶段，一方面工程技术知识开始进入以自由教育为荣的传统大学，另一方面，新兴的技术学院通过升格为技术大学，逐渐获得了与传统大学相同的学术地位。这种状况，使上边我们提到的“模糊性”的范围不断扩大。以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解释职业教育的内涵时认为：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除了反映了学校制度所发生的以上变化外，还反映了普通教育内容方面不断拓展的事实。在古典的自由教育阶段，西方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七艺”（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自由教育经普通教育改造以后，自然科学知识开始进入它的领域；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使技术由前技术时代的经验技术更多发展到今天的理论技术——技术越来越具有理论的因素。同时，科学和技术联系越来越紧密，“科技”这一名词成了科学和技术不可分割的有力证明。这使技术进入普通教育领域成为必然。在西方的高等学校中出现了“技术科学”科目。“普通教育中的技术教育”早已成为职业教育词汇中一个常见的名词。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长期以来，普通教育这个概念是有局限性的，它只限定了一定数目的传统学科。但是，现在普通学科与专门学科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直到最近还是属于专家禁地的许多知识领域，现在已经渐渐向普通民众开放了。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之前，我国教育体系按照功能分成四个部分，即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在中等阶段，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区分是明确的：一个是综合性的，一个是专门化的；一个是为升学服务，一个是为就业做准备。因此，职业教育和其他类别教育的界限是清楚的。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由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异军突起，原来明确的界限被打破了。职教界由于不满意“高职”的现状和不愿意把职教办成“断头教育”，出现了在学制上把“高职”扩展到本科甚至研究生层次，从而建立一个完全和普通教育相平行的体系的诉求。这就使“高等教育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或者“哪一部分是职业教育、哪一部分是普通教育”成了需要讨论的问题。
对于我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否应该分裂为相平行的两种不同的学校制度，需要弄清一个概念：何谓“普通高等教育”？现在我们习惯上把普通高校纳入普通教育体系，把“普通高等教育”看作是和“高等职业教育”相对立的概念。然而，实际上，“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普通教育”是两回事，和高等职业教育相对应的概念，应该是“高等普通教育”，而非“普通高等教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次序问题。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还需回过头去看看到底什么是普通教育？第一个把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帕卡德教授，在谈到普通教育的来源时写到：“我们预计给青年一种general education，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这是普通教育最初被赋予的涵义。一位研究普通教育的学者，在总结了国外50余种概念后，对普通教育（通识教育）作了一个概括：就性质而言，普通教育（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普通教育（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普通教育（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
根据以上概括，普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从性质上看是一种非专业性教育。和普通教育对应的词通常有两个：一个是专业教育（高等教育阶段），另一个是职业教育（中等教育阶段）。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模式是学习前苏联的结果，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模式。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成为高等学校的教学目标。这和西方的通才模式明显不同。《教育大辞典》对专业是如此界定的：“所谓专业，指培养学生的各个专门领域，它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划分的。高等学校据此制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进行招生、教学、分配等项工作，为国家培养、输送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学生亦按此学习，形成自己在某一专门领域的特长，为未来的职业活动做准备。”因此，无论是从国外关于普通教育的见解，还是我国关于“专业”的界定看，按照西方的文化，或许存在着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的争议，但毫无疑问，我国的高等教育肯定不是普通教育。也许，在西方存在着“高等普通教育”的学校形式，因为西方有专门施行普通教育的学校：文理学院。然而，在高等教育高度专业化的我国，到目前为止，普通教育还只能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普通高等教育”，最初对应的是广播电视大学、夜大学、职业大学等成人高等学校。它们之间的区分，更多是行政上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最明显特征在于，它在招生和分配上被纳入到国家的正规体系，而成人高校则没有。因而，普通和非普通最恰切的含义应该是“正规”和“非正规”。把“普通高等教育”看作是普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误用，反映了我们对普通教育认识上的模糊。也许有人会说，高等教育的某些专业是普通教育，比如说英语专业。持这种观点者，还是没有准确理解普通教育的内涵。与专业教育相对，普通教育除了具有基础性这一特质外，还有一个重要特质就是“综合性”。在英语里，general除了有“全面的、普遍的、一般的”含义外，还解作“不限于（人的、事物的、时间的）一部分的”、“综合性的”。也就是说，普通教育是指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科目，而不是某一个学科。单从任何一个学科而言，既可以是普通教育的，也可是是职业教育或者专业教育的。比如：对于一个研究生而言，同样是接受英语教育，如果是为了学习和交流，可以归为普通教育，如果是为了英语教学，则实质上是属于职业教育。
如果普通高等教育不是普通教育，那么，该如何看待高等职业教育呢？著名的职教专家石伟平先生是这样评价“高职”的：“‘高职’，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之全称也，它极可能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创造。我从事职教研究多年来，从未在国外的文献中看到或在国际交流中听到这样的表述……我们今天所谈的‘高职’大概是西方的‘高等专业技术教育’……照此理解，今天所谈的“高职”，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职教现象或形态，其实践活动在我国‘早已存在’。我国的专科教育、工科、应用性专业学科的本科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都可归于此类。只不过我们过去没用‘高职’这个词罢了。”其实，我国的高等教育无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教育，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狭隘的职业教育。可以说我国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是一个同质的连续体。职业学校可以说是高等学校的初级形式，高等学校也可以说是职业学校的高级阶段，两者只有量级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差别。因此，所谓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平行体系问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所谓的“高等职业教育”，是一个伪概念。
三、变化的趋势
总之，从最近的迹象看，无论是作为教育哲学，还是作为学校制度，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都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分离和对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必须携手并进”成为一种主流的观点，经历了不过短短数十年的时间。进一步发展的趋向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区别将逐渐消失”。原来的片面的教育将变成“多种价值的教育”：“不同类型的教学——普通的、科学的、技术的和专业的教学——之间的那种严格的区别必须废除，而教育从初等阶段到中等阶段，必须同时成为理论的、技术的、实践的和手工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体系正是反映了这一趋势。
当然，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的趋势要完全变成现实，还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在以应试教育为主导格局的我国，作为两种不同的学校制度，在一定时期内，中等教育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立的状况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强调“普通教育职业化”，而且要强调“职业教育普通化”，以便使这两种教育朝着相互结合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与此相反。只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现代教育变革的本质，科学构建既面向未来又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终身教育思想的提出，使教育越出了旧有的传统边界，朝向关照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每个个人终身成长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必然改变旧有的教学理念，这种改变意味着教学向学习的转换，学习化社会，正是在这种转换中悄然到来了。“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的自己的教育”是学习化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个人同他自己的关系的根本的转变，是今后几十年内科学与技术革命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显然，教育面临着适应与改造的必然选择，适应学习化社会，改造教育自身。
职业教育，作为尚没有厚重的传统却经历了不少坎坷的一类教育，该如何适应又如何改造呢？笔者认为，倘若多一些反思，少一些因循，职业教育或许会比其他类型的教育更多一些积极改造的优势。
一、挑战从来就是发展的机遇
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于任何教育都意味着一种时代的挑战，同时，它也提供给教育以积极适应或消极适应的双向抉择的开阔背景，积极适应即可能化挑战为机遇，消极适应则可能陷自身于被动，以至错失良机。我国的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由于传统的和现实发展中的诸多原因，从外显的层面来看，适应学习化社会的改造，至少面临着双重困境：原本的局限于“职业”的技术性乃至工具性的保守因循状况很难突破，现实的高等教育发展与普通高中改造已成两面夹击之势。但从内隐的层面来看，理工科大学的改革以及专业学位教育的兴起，都是在求实求是的思路上关注着职业性和实践性的现代人才规格；而普通高中的改革也决非离职业和技术更远，而是不约而同地借鉴着职业教育的他山之石。职业教育在此种形势下，如果消极退守步步为营或许就是竭泽而渔之路，但换个思路积极进取，张扬优势以求新形势下的特色创新，双向拓展兼顾向高等职业教育提升也向普通高中融通，则未必创造不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发展格局。韩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曾经经历过80年代滑坡、90年代回升的一段变革，尽管有政府优惠政策支持的原因，但不可否认它必然同时以积极适应的创新功能支持了这种支持。而时下与学习化社会到来相适应的社会发展观、职业观、自主建构的学习观正在被人们逐步接受，这至少给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学习者素质方面的新的有潜力的基础条件。
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挑战和机遇，集中体现在对“职业”的限制性理解上，“技术”则给职业更增加了一层限制，重技而轻术的惯性思维则把这种限制诠释得具有了操作性的工具色彩，由此，职业教育就成了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从理论上说，这不正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发展的理想、也与我们的教育目的高度一致的教育吗？然而从我们厚重的劳心者治人、劳心者冶于人的陈腐理念来看，这却隐蕴着一种低人一等的判断。如果我们以求是的精神来对此进行解释，就只能基于实事求是的始点，逐步导向理想，而不是与此相反。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它所倡导的一系列的新教育理念，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职业教育的适应与改造，完全可以超越“职业”，进行非职业的反思和非职业的拓展，否则，我们很难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创造出具有真正适应性的发展空间。
挑战，由此就可能展现给我们机遇：开放的文化氛围创造着宽泛的职业选择机会，而且它是变动不居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它迫使职业教育挣脱职业约束，超越面向过云被动适应的职业局限，确立前瞻性的普适性的创新思路。束缚，正在成为职业教育必须抛弃的锁链；学习化社会的精神是学习，学习是种非常个人化的行为，无论它呈现现何种形式的闪容，都将与传统意义上的训练大相径庭。职业教育原本就不像普通教育那样与生活疏离，它因此在学习化社会中会获得极大的宽松；学习化社会教育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把它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人主体的自主觉醒与觉悟必将突破传统意义上的职业的性质，当职业不再成为人的生命强索的代价的情况下，职业教育也将有条件步入满足社会需要并支持个人选择的发展境界。
二、走向培养完满人格的教育
学习化社会显然是支持着完满人格成长的社会，而现实的教育却往往使人“在各方面都遇到分裂、紧张和不协调状态”，过分专业化的训练目的制造着人格的分裂，致使“一个人的理智认识方面已经被分割得支离破碎，而其他的方面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忽视；不是被还原到一种胚胎状态，就是随它在无政府状态下发展。为了科学研究和专门化的需要，对许多青年人原来应该进行的充分而全面的培养被弄得残缺不全。”职业教育的专门化似乎比其地教育还更突出，它的技术的可操作性以及职业规定性似乎更多了些分裂人格的保守特征，它因此似乎距离走向完满人格的教育更远、更少现实基础。然而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种缺乏根据的判断，它或许依据了某些事实，但是却没有透过事实追问其深层的发展条件。如果我们确信“把一个人在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他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这就是对教育基本目的的一个广义的界说”，那么，职业教育就可以有优越的理由，选择走向培养完满人格教育的改造之路。
有理由认为，职业教育在其质的规定性上，很接近培养完满人格的教育，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的主张，有着内在的契合，只是由于人们的误解、也由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中的偏执，才不同程度地失落了其发展的优势。其实，早在欧洲的实科学校顺应社会潮流蓬勃兴起的时候，就已经在建构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职教模式了，保守的传统文法学校教育的弊端也已经充分显示出来；至于后来发生在欧洲的双轨制教育，如果从历史的渊源来辩析，它们在关于人发展的全面性或完满性方面的得失利弊，也不难进行判断；前苏联的教育明显是超越双轨制的，或者说，是兼有两者之长而避两者之短的，至少从理念上，它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又有推进。我国的职业教育尽管与普通教育并行发展，但却从来都是依循着和而不同宗旨的，这个和，正是教育目的论精神的高度一致，这个不同，则是职业性和实践性的规格不同。时下，当应试教育百般困惑着普通教育并实质性的异化着它的目的论精神的情况下，可以认为职业教育的优势正在获得张扬。
跟着考试走的应试教育，似乎很难感悟到学习化社会的严峻挑战，普通学校教育关注人的完满性发展，因此几乎成了一种虚拟的理念。跟着社会发展走的职业教育就全然不同了，它对学习化社会到来的每一步进展，都会反映得十分敏感，因此，如果超越些虚假的形式，必将展示出走向培养完满价格的职业教育。当然，我们必须指出，那种局限于职业的、急功近利性甚至僵化工具性的职业教育，是肢解了全面发展理想目标的、甚至是关照到现代生产劳动却失落了“教育”的职业教育，尽管它可能侥幸获得某些职业适应性的成功，甚至会发生毕业生供不应求的暂时的虚假繁荣，也依然必须力行调整。
三、应对最大的职业流动性
学习化社会的到来，意味着具有最大的职业流动性的人才培养格局正在形成，这种格局不仅要求教育必须使学习者为掌握各种技术奠定牢固的知识基础，还要求学校“必须培养学主的心理功能并激发其创造精神，帮助他理解一些科学原理并训练他有应用这些原理的能力；帮助他培养普通的技能并鼓励他对工作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作风。”这种要求意味着人才规格的改变，这种改变正是基于职业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又与科学技术的变动不居的进步密切相关，由此，我们必须理智地来研究教育的适应与改造问题，因为因循旧有的教育经验已经不可能训练出适应职业流动性的人才了。
这种旧有的教育经验并非指过时的课程内容、滞后的技术工艺，而是体现于目标观念方法论等更深刻的层面。因此，那种仅仅建立在更新课程与教材、调整专业等基础上的改造，充其量只是以旧思维驾驭新内容试图达到新目标的改造，它超越不了治标不治本的局限性。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时下的职业教育乃至各类教育的改革，通常会陷入这种局限性之中却又难得觉悟，许多职业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都在令人遗憾地展示着这种局限，可以认为这终究适应不了学习化社会的职业流动性需要。在学习化社会里，教育应当遵循的原则是：为人们投入工作和实际生活作准备的教育，其目的应较多地注意到把青年人培养成能够适应多种多样的职务，不断地发展他的能力，使他能跟得上不断改进的生产方法和工作条件，而较少地注意到训练他专门从事某一项手艺或某一种专业实践。这种教育应该帮助青年人在谋求职业时有最适度的流动性，便于他从一个职业转换到另一个职业或从一个职业的一部分转换到另一部分。对此，我们的职业教育改造必须有适应性思考，我们的教育思维，必须关注的是变化与发展的动态机制，而不能局限于关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与发展，更不能只盯着变化与发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职业教育改造因此必须确立素质教育的目标，这决不只是增加全面性的课程问题，而是把教育和教学目标定位于培养学生的能够适应职业流动性的基本品质。并且，从教育和教学的理念来看，我们应当把无论何种职业的或专业的知识技艺的训练都作为培养其基本品质的素材或手段，而不是终极的目的。其实，如果我们审慎地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有关文献，应当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主张的就是这样的观点，无论是他们对技术之“综合”的关注，还是有关教授“工艺学”的主张，或者是培养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全面发展人才的理想，都可以作出有力的证明。由此，职业教育改造可有以下判断：适应学习化社会的职业教育必须关注职业流动性，因此必须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具有宽泛的职业适应性的高素质人才，超越传统的一技之长的人才规格理念，也超越那种仅限于课程更新或开辟新专业的狭隘办学思路；职业教育追求素质目标，具有比其他类型教育的更多优势基础，也具有更直接的社会适应性价值；这种改造最贴切地满足了趋向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想。
四、拓展新的开放式的发展空间
学习化社会是开放的，许多旧有的保守的教育理念都将受到挑战，不同类型的甚至不同层次的教育之间的界限都将被淡化，职业教育因此将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如果在抉择适应与改造思路的情况下，职业教育真正能够理智地超越职业乃至专业技术的框限，那么，可以认为，它将释放出骄人的张力。
向普通教育融汇的拓展。这可能正是我国职业教育的一种优势传统，它在学习化社会到来之际，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因为，当最大的职业流动性的社会需求状况得以彰显，原有的职业局限性就变得宽容了。而与此同时，普通教育也正在发生着扩大化的演变。国际教育组织的建议认为：“普通的、科学的、技术的和专业的教学之间的那种严格的区分必须加以废除；而教育，从初等阶段到中等阶段，必须同时成为理论的、技术的、实践的和手工的教育”，这是因为“现在普通学科与专门学科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直到最近还是属于专家禁地的许多知识领域，现在已经渐渐向普通文化开放了”。这实际上可以认为，当学习化社会的普通教育获得扩大演变的时候，它同时也意味着在发展技术教育方面的必然拓展，而职业教育的普通化也将成为必然趋势。职业教育（主要是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之间的融通、它们之间的区别趋向消失，可能会产生以下影响：调整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失度问题。因为社会进步必然导致义务教育向初中后的延伸，职业教育所需要的普通教育基础也会与这种延伸趋向一致，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尤其是它的规模必须适度，职业教育普通化自然拓展了自己的双向适应性；为高等职业教育乃至普通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院校提供优质生源。因为趋向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必将同时改变其与普通职业劳动之间的关系，脑体分工的逐步淡化必将使陈腐理念中的职业教育的某些劣势演绎为优势。何况，职业教育中所创造的“基础”是否真如人们的迂腐成见一样“缺乏后劲”还是个有待于未来实践检验的判断；更为重要的是，这从根本上适应着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乃至学习化社会。
向高等职业教育的拓展。向普通教育融汇的拓展实际上同时宽松了职业教育原有的优势，职业的、专业的、技术的诸多领域都将遭遇到重新抉择发展路向的问题，或向较低层次退守，或向较高层次提升。鉴于许多职业学校已有丰富的高中后教育的经验，还鉴于学习化社会正在逐步淡化的学校间某些区别，以及校际交流校际联合的教育形势，因此，部分职业学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向高等职业教育拓展已经成为可能。在学习化社会所创造的教育与相同学科专业的普通高等教育之间，那种所谓操作性技术性与理论性学术性的泾渭分明的关系，只能日趋淡化，而它们趋上与趋下的双向拓展，可能从不同的始点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由中等向高等拓展的依托。
向职业继续教育和成人基础教育的拓展。在教师继续教育的比较完整有序的系统中，以教师进修学校为主要承担者的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以省市教育学院为主要承担者的中学教师继续教育，还有师范院校的成人教育，已经创造了层次清楚完整的、学历的和非学历的教育体系。相形之下，职业教育就远没有如此的发展，或者，职业学校并没有在相应的发展中释放其巨大的潜力，反而有相当多的从业者的继续教育是在并没有太多职业或专业含量的情况下获得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刻反思我们的职业继续教育资源，包括设备类的技术资源还有懂实践的教师资源，充分使用这些资源，拓展职业继续教育。
职业继续教育，这从教育分类来看，应归属于成人教育，而成人教育，这在学习化社会的教育理念中是被作为一切教育的最高形式的，因为终身教育或终身学习毕竟最终是以成人为对象的，就此也可以认为，职业教育的拓展必须百倍地关注成人。而成人基础教育，在学习化社会，可能是一个具有了崭新意义的又意味着相当广延性的提法，它是面向成人的又是基础性的。以往，相对单纯的成人基础教育主要定位于扫盲，而今尤其是在适应学习化社会需要的条件下，扫盲没有理由不与职业教育联系起来。因此，职业教育适应学习化社会的改造有必要考虑新的策略：农村的扫盲应当纳入与农村成人职业环境以及改造职业环境相一致的职业教育体系，逐步趋向于有现代职业特色的基础教育，这种教育不仅应当超越传统的读写算一类定式，而且应当追求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也就是在基础层次之上的发展空；城市里的成人基础教育应与城市成人职业环境一致，职业学校有充分的条件和责任向涌入城市的外来人力资源提供城市职业需要的、也是外来人力资源自身渴望获得的成人基础教育，这种教育的职业特色所可能做出的社会贡献不言而喻，但职业教育自身在其问必将获得的无限生机和活力也不容忽视；随着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在入学年龄、修业年限、学习方式等方面的宽松政策的相继推出，职业教育必将以其诸多的优势特色为更普遍意义上的公民素质提高，做出新的贡献。
一、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必要性分析
1.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需要。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人群，新生代农民工亟待通过职业教育培训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力资本上普遍存在先天积累不足、后天形成过缓等问题，使其在市民化进程中遇到很大的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直接决定其在城市生存、生活和发展的能力，对市民化进程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不仅是其人力资本提升的要求，也是市民化的必然选择。首先，通过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开展职业教育，让其真切地感受到自身工作能力和个人发展的提升，从思想上认识到人力资本后天形成的重要性，以积极向上的心态迎接职业教育和培训，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其次，职业教育培训应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价值观、生活观、公共规范意识等进行正确引导，帮助这一群体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当中，实现自身的市民化愿望，并具备向上流动的能力。再次，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不断完善职业培训内容，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层次和需求提供定制化的职业教育服务，使他们具备从事现代城市职业的核心技能和职业能力，更好地将个人通过学习所积累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中的劳动力。最后，要建立一套面向新生代农民工未来职业发展的终身培训体系，以应对信息时代出现的新岗位对职业技能的要求，这样才能使得他们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与时俱进，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2.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需要。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渴望，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很大。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业职业培训、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劳动力，占总需求的56.6%，而新生代农民工中真正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数量不足30%α。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落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而这也是阻碍其融入城市的关键性问题。一方面，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的期望和未来发展的意愿较好，但在融入城市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份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对其工作所在城市的适应程度较低，城市适应度达到中等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45%，完全不适应或者适应程度很低的占4%，而仅不足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完全或者较好地融入城市生活。α由此可见，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未能很好地融入城市，要想真正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首先需要具备在城市工作的一技之长，而这一技之长离不开职业教育培训。另一方面，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老一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城市市民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地融入城市，就必须通过职业教育培训不断汲取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从根本上适应由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因此，通过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帮助他们全面提升个体素养，既是新生代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α除此之外，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从对职业、专业的懵懂无知发展到了解、认识、熟练、精通以至于偏好所从事的行业，顺利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市民化。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1“.低质性”就业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职业是社会分层的风向标，也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α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第一步就是在城市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也是为实现他们的市民化提供经济保障。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年轻化，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下；学历水平也较高，在高中及以上的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70%以上；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xx年新生代农民工每月人均收入2609元，比老一代农民工增长13.9%α。尽管从学历、收入等层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有了较大的突破，但从就业层次来看，仍然难以摆脱“低质化”就业的束缚。深圳市总工会与深圳大学联合开展的一项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显示，有52%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普通工人和服务员，14.9%的从事技术岗位的工作，10.4%的从事生产线管理工作，仅仅有不到6%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部门经理以上的岗位工作。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囿于自身有限的技能，难以与城市精英阶层进行直面竞争，向上流动受限，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劳动密集型、高替代性的岗位成为新生代的“收容所”。由于这类低端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较小，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摆脱低收入的状况，以每月不到3000元的收入，仅能维持在城市的基本生活，想要在城市安家立足十分困难。在城市拥有自己的居所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非农产业，但“农民”的身份使其与城市中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无缘。同时，他们与城市市民面对的是共同的消费市场，较低的工资收入与城市的消费水平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对于他们来说，留在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路途依然遥远。总之，“低质化”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重要障碍。
2“.错位性”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重要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无序化竞争，导致大量“错位性”的失业。当前，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当中，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事的多是一些城市“剩余”工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高端技术人才十分欠缺，甚至出现“千金难求一才”的状况，劳动力市场中的错位、低位竞争严重拉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价值。新生代农民工在学历和技能层面优势不足，只能委曲求全从事城市低层工作，甚至部分新生代无工可做，自身优势无法发挥，结构性失业现象严重。长期来看，这也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原因。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期望较高，职业定位失当，个人期望与能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其陷入发展性困境之中。根据经济学原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效用和目标函数与老一代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倾向来看，大多期望在具有技术含量的第三产业就业，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独生子女，自身的工作耐受力较低，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愿从事一些苦活、脏活和重活。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用工荒”问题日益显现，特别是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对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难现象日益突出，尤其是高层次劳动力就业重心下移的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期望高移的状态，共同加剧了社会就业矛盾，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处于高不成低不就、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不仅影响到市民化的进程，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职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3.身份认同危机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隐形桎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情绪高涨，进城工作以后“返农”情节淡薄，心底存有强烈的市民愿望，然而在身份认同方面却产生了困惑。市民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空间地域转换，而是不断的社会融入和认同，通过与市民交往实现自身的再社会化，进而达到与当地城市市民的同质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社会身份、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并未与城市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实现有效衔接，而是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的关系网络之外。从自身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以后，更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为工人或城市市民，但在与城市群体不断交往的过程中也深切体会到与市民之间经济、文化和地位的差距，身份认同上成为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夹心层”。在城市奋斗过程中受到从物质层到精神层、心理层的多重排斥，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缺乏向外延伸的节点，而交流圈层仅限于具有共同感情积淀的老乡、熟人等群体，群体内部相互支持、互帮互助，逐渐形成一个与城市主流文化相背离的亚文化圈，并且内卷化发展趋势明显，而这种相对封闭的社会圈层是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社会融入的重要障碍，不利于他们形成现代化的市民意识和思维。市民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所需要的安全感、归属感、被认同感等心理层面的需求得不到外部的满足，使他们游离于都市边缘，缺乏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处于一种茫然和焦虑的状态。由此可见，除了职业发展受困以外，身份认同危机也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三、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基点”大力开展职业教育
1.加大职业教育宣传力度，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的积极性。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在城市获得长久的发展，必须通过参加职业教育培训不断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而要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必须做好宣传推广工作，以提高他们参与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方面，职业教育机构要突出自身在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方面的优势，多角度、全方位进行宣传，不仅要借助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宣传媒介，同时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数字化新媒体、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将职业教育宣传深入到乡村和城市社区，开设宣传栏、发放宣传手册，为职业教育培训营造良好的内外部舆论氛围，让新生代农民工充分认识到参与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采用多种激励方式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兴趣，可以通过光荣榜展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树立培训后就业或创业成功的典型，发挥榜样作用，重点宣传成功人士的职业教育经历，让他们现身说法，展示个人所获得的职业技能，介绍职业教育培训对个人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让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看到职业培训给受教育者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进而激发他们参与培训的热情，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职业教育培训中来。
2.根据市民化要求，制订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计划。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不仅仅是地域上的转换过程，也是职业上的“农转非”过程。职业转换有效与否关键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对非农工作的职业能力具备程度。职业教育机构要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遇，制订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计划，实现人才培养转型，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奠定基础。首先，要根据产业发展需求，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就业偏向，合理设置专业。专业设置应切实建立在对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培训意向的调查基础之上，提高职业教育的针对性，避免盲目性，要能够满足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技能的需要，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做到学有所用、学用结合。其次，要在劳动力市场上大力实施就业准入，建立完善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就要求用人单位在进行人才招聘时，对获得相应岗位资格证书的新生代农民工优先聘用，并在职位晋升层面也要将资格证书作为重要依据或参考。这样一来，不但能够规范劳动力市场，而且对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培训起到鞭策作用，只有参加职业教育培训，并通过技能考核后才能获得相应岗位任职资格，然后凭证上岗。最后，加快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建立新生代农民工人才库，尽快建立信息收集、整理、发布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递网络，并依托现代化信息手段，建立网络、电视、广播等信息发布平台，使农民工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职业技能培训的工种与专业。
3.突破体制壁垒，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运行机制。要想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计划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健全的培训运行机制的保障。因此，必须着手建立以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并且完善职业培训的运行机制。首先，打破利益分割，加快建立起公开透明的职业教育运行机制。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工作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在培训运行过程中时常会陷入多头领导、相互牵制的尴尬局面，培训效率大打折扣。为了改善这一现状，要求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在加强合作的基础上，突破各部门、各教育主体之间的管理壁垒，着手建立由政府主导、各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并吸纳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培训运行机制，各个主体间能够以开放、透明的姿态稳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工作。其次，加快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相关的法律政策。农民工法制环境和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的优化是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关键。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起步比较晚，规范各个参与主体行为的法规、政策和制度等方面还不够完善，政府、职业教育机构、受教育者等职业教育参与主体在各自的权责关系上较为模糊，尤其在培训机构的职能和权限上缺乏明确的界定，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开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对此，应在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的基础上，明确各个培训主体的职能和权限，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工作纳入法律保障之中。再次，将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纳入市场化运作。要发挥职业教育的优势，可以将其纳入市场竞争中，逐渐放开培训市场，吸引外部资源参与，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实行优胜劣汰。新生代农民工在培训机构的选择上也更具有主动权，通过“用脚进行投票”激发市场竞争，培训机构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树立忧患意识，不断提高培训质量，从而保证培训外部效用的最大化。最后，在培训模式的选择上，应尽可能地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需求，实行灵活的弹性学分制，做到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允许农民工以弹性学制、半工半读的学习方式逐步取得毕业证书和技能证书。同时，培训机构要采取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办法，尽量安排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时间，为他们完成职业培训和文化学习提供帮助。
4.审时度势，将短线培训与长线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不断向城市融入的过程，前期需要大量的个人准备和人力资本积淀。职业教育要想在市民化过程中发挥其效用，必须抓住新生代农民工的阶段性需求，不仅要大力开展以学历与素质提升为基准的长线教育，同时要有效开展以技能和市场为导向的短线培训。一方面，短线教育培训要切实以新生代的技能提升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相对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增强，对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期望较为强烈，同时也深知自身工作技能上存在不足之处，对以技能提升为核心的职业教育的需求较为旺盛。相关调查显示，有将近72%的新生代群体希望参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短期培训来提升个人素质。从现实情况来看，仅有不到35%的新生代群体接受过职业教育培训，大部分技术水平偏低，就业能力不足，与城市用人单位的要求不相吻合，导致招工难与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为了改善这一现状，各级政府、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以及用人单位要通力合作，共同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服务，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开展多样化的职业培训，做到“以培供需、以需定培、定岗就业、自主招生”，争取从源头上破解技能素质与用工需求相背离的问题。除此以外，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较差的问题，可以将职业培训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从而有效提升其市民化水平。另一方面，强化以学历提升为主导的长线教育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作用。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轨迹来看，小时候一般生长在农村，初高中在城市学习，毕业以后自然进入城市务工，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毕业后跟随父母进入城市工作，并没有经历父辈那种从农村到城市的剧烈变化过程，并且他们工作之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农业生产技能几乎为零，相对于农村，他们对城市生活也更为适应。然而，在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之间在基础教育层次上的差别较大，与同龄城市市民所享受的优质教育资源相比，农村基础教育比较滞后，导致新生代在起点和过程上都难以逃脱输给城市同龄人的命运。面对基础教育阶段的损失，新生代农民工已难以挽回，但可以通过职业教育或成人培训进行适当的弥补，通过学历职业教育补充工作中所需要的文化知识。鉴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情况，完全脱产参与学历教育并不符合现实，因此可以采用夜校、函授、电大等成人学历教育形式，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深入开展，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素质服务。另外，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农村的情结不如老一代那么深厚，但是难免在耳濡目染中形成了具有农村烙印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意识等，并在工作生活中与城市文化规范发生碰撞和冲突，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发生。对此，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的同时，还要融入城市市民权利义务、生活规范、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内容，全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养，顺利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
摘 要：由于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企业对于员工素质和技术的要求不断提高，只有兼具技术性和创新性的复合型技能人才才能够适应企业和社会的发展需求。职业教育作为专门培养技术性人才的教育模式，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不断提升职业教育
关键词：职业教育论文题目，职业教育论文选题
由于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企业对于员工素质和技术的要求不断提高，只有兼具技术性和创新性的复合型技能人才才能够适应企业和社会的发展需求。职业教育作为专门培养技术性人才的教育模式，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不断提升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实现职业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是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乃至整个国家都不得不去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分析
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我国人才的综合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职业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的职业教育由于对于自身缺乏清晰明确的定位，过于贪大求全，进行盲目扩招，致使出现师资力量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不足的状况。二是在学校课程以及专业设置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划，甚至一些院校在专业设置方面盲目照抄照搬其他学校的模式，以至于培养出来的学生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三是师资力量有待加强。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很多优秀高学历和高技能的人才都不愿意去职业院校任教，师资力量的匮乏以及素质不高对职业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二、行动导向教学法对于职业教育教学的价值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专业化和技能性的教育模式，它的培养目标就是为企业培养出具有丰富实践操作能力的技能型人才。在对行动导向教学法对于职业教育教学的价值进行论述之前，笔者认为对于行动导向的教学系统的模型进行系统的介绍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行动导向教学法不是简单地对于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而是在职业教育活动中，以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能力为目标，在学习过程中突出产业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因素对于学生的熏陶作用。教师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发挥应有的引导作用之外，还应该充分重视和强调学生独立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1］。具体方式:行动导向教学法的引入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掌握新的知识和新的技能和方法。采用行动导向教学法，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积极参与者的作用，有效地帮助学生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知识体系，更加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掌握操作技能的水平。因此，行动导向教学法对于丰富学生的技能以及职业教育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行动导向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动力以及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例如，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在虚拟化的工厂里进行工作，将学生依据不同的部门进行划分，让学生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进行轮岗，充分体会每一份工作的意义和内容，促进学生的协调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提高。在进行具体的实践操作的时候，教师可以积极采用行动导向教学法让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地帮助他们提高独立自主能力，让他们可以自由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潜能，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三、行动导向教学法在职业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1、整合教学内容，组建学习领域，推行专业模块教学
行动导向教学法十分注重和强调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开展职业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当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对于那些具有共同特点的领域进行归纳，在对学生教学的时候更加具有针对性，可以更加高效地完成教学目标和计划，同时还可以促进学生对于问题的理解和掌握。例如教师可以对一个学期的教学内容进行深入了解和探究，组建这一学习领域的具体课程，并且要使学生明白这一学习任务的目标和意义所在；可以和一些企业进行对接，在开展专业模块教学的过程中，让学生可以去企业进行具体的实践操作，加深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以及更加牢靠地掌握专业技能。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过程中，还可以让学生在上课前对知识进行预习，自己主动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或者是上网搜索最新的科研成果，帮助自己充分理解接下来要学习到的知识。
2、改革传统的考核方法，建立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
在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培养下，很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十分欠缺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是一味地被动接受，这对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是十分不利的。在这种状况下产生的传统的教学成绩考核也是很有问题的，它一直沿用的是期末考试成绩决定学生分数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方式对于学生总体素质的评价不够真实和有效，同样不利于学生学习动力的调动。行动导向教学策略与方法的引入更加注重对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以及平时表现的考虑，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的提升。因此，教师在对学生成绩考核方式设计的时候，可以改变传统的成绩考核方式适当地增加上面几个因素比例。例如:对学生的成绩进行考核的时候，可以将传统的试卷考核分数所占的比例降到40%，学生平时表现的成绩占到20%，实践操作能力的成绩占到40%，这样的方式更加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3、灵活运用行为导向教学，有效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由于现代教学的方式和方法不断改进和发展，很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表现形式也日益多样化［2］。因此，灵活运用行为导向教学，利用现代化的教育资源和科研成果对于提高教学质量以及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十分有益的。例如，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时候，可以采用多媒体与教材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灵活运用行为导向教学，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4、建构学习情境，提高教学效率
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学习情境的构建对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的提高是十分有益的。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利用行动导向教学法为学生建构学习情境，在帮助学生增强学习兴趣提升学习动力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3］。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虚拟化的办公室里进行工作，将学生依据不同的部门进行划分，让学生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进行轮岗，充分体会每一份工作的内容和意义，促进学生的协调能力和学习自主性的提高。
5、重视师资培养，提高教师业务素质
职业教育对于教师的专业性和技能性方面具有很高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应当注重师资力量的培养，不断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有效地促进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和进步［4］。教师也应不断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秉持“活到老学到老”的原则，要不断接受职业带来的一些挑战，在面对压力时一定要学会放平自己的心态。同时教师也要不断地适应日益竞争的环境，不断地提升自我，改善自我［5］。认真学习与钻研知识技能，不断改进自身的教学方法，不断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成为一名受社会和学生尊重的好老师。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行动导向教学法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教学方法十分注重和强调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它在实现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基础之上，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适应社会的发展为目标，对于我们国家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是十分有利的。行动导向教学策略与方法有助于打破传统的教育思维与理念，可以有效地增强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对学生思维方式的构建具有积极的意义。尽管行动导向教学法在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还不够完善，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相信通过不断地努力和探索一定可以为职业教育的高速发展以及人才的培养提供帮助，同样还可以促进教师教学目标的完成和教学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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