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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朱维之;叶芝;《心欲的国土》;民族意识
学者朱维之（1905—1999）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著作等身，为学界所重。同时，朱维之还是一位重要的文学翻译家。他熟练掌握英语、希伯来语、俄语、日语等多种语言，译作颇丰。但是，其译作迄今尚未受到足够的关注。1928年，朱维之译爱尔兰作家叶芝（w. b. yeats）的戏剧《心欲的国土》，刊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刊物《青年进步》第117期，这是该剧最早的汉译本。该译本与学者赵澧在20世纪80年代的译本因所据底本不同而在内容上多有差异。本文将简述叶芝《心欲的国土》的创作与修改情况，继而考证朱维之翻译时所据英文版本，并结合该剧的思想主旨，探究朱维之的翻译动因与思想关切。
一
1927年冬至1929年春，朱维之曾在上海青年协会书局书报部工作，任编译员。{1}该书局最重要的出版物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机关刊物《青年进步》（英文名为association progress）。杂志为月刊，自1917年创刊至1932年因上海“一·二八”战事停刊，一直由青年会资深报人范皕诲担任主编。{2}《青年进步》发行量较大，月均五千册以上，十五年间共发行超过七十五万册，受众广泛，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尤为可观，曾在受青年学生欢迎的杂志中排名第一。③
1928年11月，第117期《青年进步》刊登了署名“爱尔兰夏芝作，朱维之译”的剧本《心欲的国土》。夏芝，即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心欲的国土》原名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创作于1894年。该剧的主要内容为，美莲（maire bruin）沉迷于阅读一本爱尔兰古书而疏于家务，因此受到公婆及哈特神父（father hart）的批评，只有丈夫宣儿（shawn bruin）维护她。该古書讲述爱尔兰王的女儿在五月节前夜听到一阵歌声，并在其导引下进入仙境。美莲对此自由美好的仙境神往不已，神父却劝她要笃信上帝，不要被迷惑。晚餐过后，仙童突然降临，令众人大惊失色，唯独美莲对仙童的到来感到惊喜。最终，在仙童的引导下，美莲的灵魂放弃了爱情与家人，摆脱了尘世的束缚，随仙童而去。
爱尔兰民族主义是叶芝作品的重要精神内涵。他在晚年诗作中写道，“我属于爱尔兰，那神圣的国土爱尔兰”（“i am of ireland/and the holy land of ireland”）。{1}在创作早期，叶芝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搜集整理爱尔兰民间神话传说，并于1888年首次将其结集出版，名为《爱尔兰童话与民间故事集》（fairy and folk tales of the irish peasantry）。{2}在叶芝看来，爱尔兰民族精神正蕴藏在这些民间童话与传说故事之中，这一精神的核心是爱尔兰凯尔特人对自然与自由的热爱。在1897年的论文《文学中的爱尔兰因素》（“the celtic element in literature”）中，叶芝在法国学者勒南（ernest renan）与英国文学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了爱尔兰凯尔特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学）对英语文学的影响，包括莎士比亚、济慈在内的伟大作家均从爱尔兰民间文学中汲取灵感、挪用意象。此外，在叶芝看来，几个世纪以来，爱尔兰凯尔特语（celtic）一直都贴近欧洲文学的主流，将勃勃生机（the vivifying spirit）注入其中。叶芝甚至相信，在瓦格纳（richard wagner）、易卜生（henrik ibsen）、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人所提倡的斯堪的纳维亚传统（the scandinavian tradition）之外，爱尔兰凯尔特神话（the gaelic legends）将是现代世界艺术的另一个精神源泉。③因此，在其早期剧作《心欲的国土》中，美莲象征着现代爱尔兰人，仙童与仙境象征着古老的爱尔兰文化与民族精神。在戏剧的结尾，美莲的灵魂挣脱世俗世界中的亲情、爱情以及基督教神学的羁绊，随仙童飘然而去，只在人间留下一副僵死的躯壳，这表明叶芝创作此剧的目的在于唤醒人们对爱尔兰古老文化的热情，期望爱尔兰民族精神的复归。学者赵澧认为，该剧虽然没有直接写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但代表了当时爱尔兰人民渴望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思想。{4}作为19世纪末兴起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旗帜性人物，叶芝的这一剧作对于当时的爱尔兰独立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这部戏剧的演出却略有波折。在赞助人安妮·霍尼曼（annie horniman）的资助下，{5}1894年3月29日，该剧与爱尔兰剧作家约翰·托德亨特（johntodhunter）的戏剧《叹息的喜剧》（a comedy of sighs）在英国伦敦大道剧院（the avenue theatre）同一天上演。有趣的是，在日后被誉为19世纪英国最伟大插画艺术家之一的比亚兹莱（aubrey v. beardsley）所绘的海报上，大道剧院的主角显然是托德亨特，叶芝及其作品只能算是“新人新作”，仅被称为“一部新的原创戏剧”（“a new and original play”），对其内容并无介绍，似乎演出方对其成功与否也并无把握。果不其然，叶芝的作品没有受到观众的青睐，甚至引起了观众的“聒噪和某些恶意”（“a rowdy and hostile reception”）。⑥但无论如何，两部剧从1894年3月29日开始同天上映，一直连演到4月14日。此后，同样在安妮·霍尼曼的赞助下，1894年4月21日，叶芝的这一剧作又与另一位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武器与人》（arms and the man）同时在大道剧院上演。相比之下，萧伯纳的这部喜剧要受欢迎得多，甚至成为萧氏最成功的早期戏剧之一。{1}
尽管如此，这部《心欲的国土》是叶芝最早被专业团队上演的剧作。从日后叶芝对该剧的多次修改可以看出，他对这部剧作深爱有加，投入了大量心血。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批评家们也给予了该剧很高的评价。1923年，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叶芝的颁奖词中提到了这部剧作，高度称赞了该剧的艺术水准：“更令人心醉的是他在《心愿之乡》（1894）中的艺术，它具有游仙诗的一切魔力和春天的全部清新，曲调清晰又好似梦幻。从戏剧角度上讲，这部作品也实属他的上乘之作。”{2}
二
目前，在朱维之的译本之外，该剧的常见汉译本是由外国文学研究家赵澧翻译的《心愿之乡》（以下简称赵译），刊于1981年第4期《世界文学》③，后被国内出版的叶芝作品集收录。{4}据赵澧的介绍：“本剧最初于1894年在伦敦阿文弩剧院演出，后经过叶芝较大的修改，于1912年2月22日在都柏林阿比剧院演出。这里的译文所根据的便是伦敦欧内斯特本恩公司出版的‘艾塞克斯文库中的修订本。”{5}“埃塞克斯文库”（essex library）由伦敦的ernest benn出版公司于1929年至1932年出版，共52册，由爱德华·霍克（edward g. hawke）主编。该套丛书主要包括19世纪至20世纪英语文学作品，除葉芝外，还包括乔治·威尔斯（h. g. wells）的《琼和彼得》（joan and peter）、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奥尔迈耶的愚蠢》（alamyers folly）、乔治·摩尔（george moore）的《伊维琳·伊尼丝》（evelyn inness）等。该套丛书所收录的叶芝作品书名为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 and the countess cathleen，即《〈心愿之乡〉与〈凯瑟琳伯爵小姐〉》，出版于1929年，赵澧所依据的正是这个版本。
朱维之没有说明在翻译时所用的英文底本为哪种。但是，将其译文与赵澧的译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双方的译文差异明显。因此，朱译的底本应与赵译所依据的“埃塞克斯文库”版不同。实际上，在收入“埃塞克斯文库”之前，《心欲的国土》或《心愿之乡》（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还曾以不同形式得以出版。该剧本最早由英国伦敦的t. fisher unwin出版社于1894年出版单行本。⑥1895年，t. fisher unwin在英国伦敦和美国波士顿出版了叶芝的作品集poems，其中包括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和the countess cathleen（《凯瑟琳伯爵小姐》）两个剧本。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于1911年2月18日在都柏林阿比剧院（the abbey theatre）首演。{7}近一年后，1912年1月，叶芝对该剧本进行了全面修订，并对此修订版十分满意。{8}如赵澧所说，1912年2月22日，阿比剧院上演了该修订版。同年6月，该修订版由t. fisher unwin出版社发行。{1}1924年，t. fisher unwin出版公司将《凯瑟琳伯爵小姐》与《心愿之乡》（或《心欲的国土》）合并在同一书中单独出版，并直接以the countess cathleen and 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为名。1925年，t. fisher unwin把两部戏剧的先后顺序对调，重新命名为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 and the countess cathleen，将其作为“内阁文库”（the cabinet library）中的一卷出版。1926年，t. fisher unwin出版社与ernest benn出版社合并。所以，“埃塞克斯文库”版沿用了t. fisher unwin在1912年6月出版的修订版。{2}
需要说明的是，收入t. fisher unwin出版社在1895年出版的poems中的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尚未经修改，与1894年初版本相同。因此，仅就文字内容而言，可以作为初版本使用。因而，将朱译本与1895年版、1912年修订版两个英文原版进行比对可知，朱维之所用底本应为1895年版或1894年的初版本。同时，由于叶芝在1912年修订版中对初版本做了全面修订，改动增删数十处，且朱维之与赵澧均较为忠实地将原文译出，这也就导致了朱译与赵译在内容上存在相应的差异。仅举该剧开篇两处差异及对应的朱译、赵译如下：
其一，在剧本的正文前，作者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等内容，不同版本在此处的表述存有差异。
1895版：
the scene is laid in the barony of kilmacowen， in the county of sligo， and the time is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characters are supposed to speak in gaelic.③
1912版：
the scene is laid in the barony of kilmacowen， in the county of sligo， and at a remote time.{4}
朱译：
地点——爱尔兰的斯磊戈乡村
时间——十八世纪之末叶
赵译：
景设斯利戈郡的基马科温男爵领地内。时间是遥远的古代。
此处，朱译对原文有所删减，但其准确译出的“十八世纪末”这一时间信息只有在1895年版本或1894年版本中存在，其他版本中都被作者删除了，这也使得赵译中缺少这一关键内容。
其二，在布景方面，叶芝描述了美莲家庭内部的环境，以及美莲的动作姿态，不同版本对此处的描述差别明显。
1895版：
maire bruin sits on the settle reading a yellow manuscript.{5}
1912版：
mary bruin stands by the door reading a book. if she looks up she can see through the door into the wood.⑥
朱译：
美莲坐在高背椅上读着一本黄色的稿本。
赵译：
玛丽·布鲁因站在门边读一本书。她抬起头来就可以穿过门看到树林子。
本文无意全面比较各个英文版本在文字上的不同，更无意罗列朱译与赵译由此而造成的差异。实际上，具体到个别语句的翻译，赵译与朱译各有侧重，难言优劣。例如，原剧中有一段女主角的告白，除人物名由maire改为mary外，1895版与1912版在此处的内容一致。原文为：
father， i am right weary of four tongues：
a tongue that is too crafty and too wise，
a tongue that is too godly and too grave，
a tongue that is more bitter than the tide，
and a kin tongue too full of drowsy love，
of drowsy love and my captivity.
这是美莲在向哈特神父表达自己对四种人或四种品行的厌恶。两个汉译本对这一段的翻译体现了迥异的美学取向。
朱译：
美莲 神父呵，我的确厌恶四种语言：
太狡猾而尖利的语言，
太神圣而严厉的语言，
比潮水还泼辣的语言，
迷糊于我爱情的语言，
——迷糊着作我爱情俘虏的语言。
赵译：
玛丽 神父，我真讨厌这四根舌头：
一根是过于奸狡又太聪明，
一根是过于虔诚又太严肃，
一根是比潮水更加刻毒，
一根虽仁慈却有太多爱情，
令人厌烦、令我拘束的爱情。
不难看出，朱译侧重格律与句式的工整，采用了意译的方法;赵译注重对原文的忠实翻译，近乎直译。孰优孰劣，难分伯仲，恰可以为不同审美取向的读者提供不同的阅读选项。
三
在确定朱维之与赵澧所依据的翻译底本不同之后，更值得追问的是，朱维之为什么会选择翻译叶芝《心欲的国土》这部诗剧。该剧叙述了美莲的灵魂冲破爱情、金钱等人世间的羁绊和诱惑，尤其是拒绝了基督教的庇护和挽留，最终跟随仙童走向仙境，这与《青年进步》致力于阐扬基督教思想的办刊宗旨相悖，甚至与朱维之本人的宗教信仰存在冲突。朱维之的译作是因何种具体原因而获得了编辑团队的认可，如今已不易考。但是，通过对该剧思想内涵的解析，并结合朱维之对新文学的评论文章，可以推论，《心欲的国土》中深厚的民族意识、叶芝对爱尔兰民间文学资源的化用，以及朱维之对新文学时期戏剧创作的不满，这三重原因共同促使他将该剧译出。
首先，《心欲的国土》中的爱尔兰民族意识吸引了朱维之的注意。叶芝及其作品在五四之后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茅盾、郑振铎、王统照等人对叶芝作品的译介均侧重介绍其中蕴含的民族意识。研究表明，正是由于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振兴民族文学的目标，道出了新文学运动者胸中勃发的民族精神，我国的译者才对叶芝怀有强烈的情感认同，并将他定位为民族主义诗人。{1}20世纪20年代的朱维之也格外重视文学与时代、民族之间的关联性，从1925年2月至1929年3月，朱维之在《青年进步》共发表了17篇作品。其中，《最近中国文学之变迁》与朱译《心欲的国土》同期刊出。朱维之在文中强调了新文学与时代主题之间的密切关联，表现了鲜明的左翼思想倾向。他认为：“今后的文学，愈将接近民众，而为民众的呼聲，其声粗犷而洪大，不复作靡靡之音了;愈将接近社会问题，而作积极的呼喊，不复专事吟风弄月，消磨岁月于‘衰草‘斜阳之间了。”{2}更重要的是，在朱维之看来，文学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艺术的领域，而与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相关联，文学之优劣不但可以反映民族国家之强弱，文学还可以作用于民族国家之命运。他在另一篇长文《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呼吁：“我们中华民国在各国有相当的地位，非有几部文学杰作不可;要各国人了解我们民族的伟大，非有文学杰作不可。否则虽有机关枪可对打，人家看你还是野蛮的呀！”③换言之，文学作品是否契合时代主题、是否体现民族意识、是否反映民族文化，这关乎国家的地位与尊严。作为经历过大革命洗礼的青年，在左翼文艺浪潮中，朱维之热切期望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时代精神、唤醒民族意识。{1}
因此，面对爱尔兰民族意识浓厚的《心欲的国土》，朱维之自然能够敏锐且准确地把握其思想内涵。他在《译者识》中介绍叶芝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最有力的人物”，“他的作品多取材于爱尔兰的民间传说和风俗，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朱维之对该剧的民族主义色彩似乎欲言又止，他介绍道：“《心欲的国土》（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有人说是鼓吹爱尔兰革命的;实则其内容没有政治的色彩，只有爱尔兰古代的神仙，居留在基督教帝国的山洞里。有超脱的热望，有美与自由的追求。”这番表述似乎是有意要消解此剧本的民族主义色彩。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朱维之在“译者识”中对剧作的介绍却与剧本内容不符。实际上，叶芝在剧中对基督教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青睐，反而将其视作束缚美莲/爱尔兰的力量，甚至借美莲之口对基督教予以批判。此外，剧中的仙童也并非居住在“基督教帝国的山洞”，相反，仙童对耶稣圣像充满了恐惧和厌恶。仙童不但疑惑地发问：“那黑十字架上的怪物是什么？”并惊恐地大喊：“把牠藏起来呀，把牠藏起！”“不要使牠出现在视线里或心里。”{2}实际上，叶芝并不信仰基督教，叶芝的父亲在中年时期放弃了基督教信仰，叶芝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初也拒绝了基督教。虽然叶芝并未从学理上论证基督教的无效性，但是他从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雪莱（percy b. shelley）等诗人那里继承了崇尚想象的精神特质，而基督教被浪漫主义诗人们认为是一种陈腐的信仰（outworn creed），它钳制诗人的想象力，限制了人类精神（human spirit）的生发。对于叶芝这样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个人主义者来说，基督教信仰是不可接受的。③亦有研究者指出：“他（叶芝——引者注）不认为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所在，而更醉心于东方的神秘主义;不认为基督教文明能够永世长存，而视之为人类历史循环中的一个段落，而且是不怎么进步的一个段落。作为诗人，他更是兼收并蓄，把基督教圣经及其他文化遗产当作他的‘神话意象库中的部分素材，随心所欲地拿来加以创造性的运用。”{4}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翻译这一包含反基督教或批判基督教元素的戏剧，并不意味着译者朱维之对基督教的彻底否定。在整部剧作中，基督教元素并非重点，批判基督教也并非本剧的主旨，爱尔兰民族意识才是该剧的思想灵魂。
因此，朱维之在“译者识”中对《心欲的国土》所做的概述与叶芝原意有所违背，或许是碍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又或是顾及《青年进步》的出版需要而采取的某种折中处理，然而在客观的阅读效果上却起到了欲盖弥彰的作用。
其次，叶芝在《心欲的国土》中化用了爱尔兰民间故事和歌谣，这正是朱维之所关注的。在《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朱维之强调了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歌谣的重要意义。他称赞道：“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所收来的山歌童谣已到几千首，里面有价值的作品不少，这些是真正的‘国风了。我们看《各省童谣集》、《北京民歌》、《吴歌甲集》、《歌谣周刊》以及各报上所载的民歌，直可与《国风》、《乐府》比拟而无逊色了。”{5}朱维之对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歌谣）的重视，主要源自朱自清的影响。从在北大读书时起，朱自清就非常关注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发起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及“歌谣运动”。据编者常惠的回忆，朱自清常在《歌谣》的发行处等候新一期杂志出版，以求先睹为快。⑥此后，朱自清曾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课程，其讲义后经整理出版为《中国歌谣》一书。{1}1923年，朱自清到浙江温州中学任教时，朱维之正在该校就读，得以“亲受教诲”。几十年后，朱维之在纪念朱自清的文章中表示：“这位老师（朱自清——引者注）所给我的影响也特别地大。不但在学校时受他的教诲，离开了学校之后还不断地向他学习。”{2}朱维之还曾就《圣经·诗篇》请教朱自清：“他说圣经中有不少很好的文学作品，比如《雅歌》就是民间的情歌。他的简单回答肯定了圣经的文学价值，使我放心地把它当作文学著作来研究。”③有此渊源，朱维之对民间文学、民间歌谣也就格外关注。因此，叶芝不遗余力地搜集出版爱尔兰民间故事歌谣，并将其化用在《心欲的国土》中，这对于朱维之来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另外，朱维之对自文学革命至1927年间的新文学戏剧创作并不满意。在《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朱维之逐一点评了胡适、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人的戏剧作品。其中虽不无佳作，但在总体上，朱维之认为“近年来戏剧不很发达”。究其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观众与剧院的问题，“看戏的只知有趣，营业者只知道博看官们的欢喜，可以多赚些钱”;另一方面是演员与编剧的责任，“演戏不用剧本，临时发挥，随机应变，聊博一笑而已”。{4}故而，朱维之将叶芝《心欲的国土》译出，既为青年读者提供了优秀戏剧作品，又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综上所述，朱维之译叶芝戏剧《心欲的国土》是該剧的第一个汉译本，且由于所依据底本的不同，而与20世纪80年代的赵澧译本多有差异。该剧深厚的民族意识以及叶芝对爱尔兰民间文学资源的巧妙化用，不但与朱维之的文化关怀相契合，也为成长中的中国现代戏剧提供了师法的对象。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朱维之将该剧译出，并通过颇具影响力的《青年进步》介绍给青年读者，可谓用心良苦。
作者简介：翟猛，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汉译文学。
？鄢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青年进步》（1917—1932）与新文化思潮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0yjc751044）的阶段性成果。
① 孟昭毅：《朱维之先生与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3期。
{2} 范皕诲（1865—1939），名纬，字子美，号皕诲，江苏苏州人，曾协助晚清来华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编辑《万国公报》，后长期在青年会书报部工作。
{3} 赵晓阳：《青年协会书局与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4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420页。
① w. b. yeats，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 b. yeats， eds.， richard j. finner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89， p. 267.
{2} w. b. yeats， fairy and folk tales of the irish peasantry， landon：
walter scott ltd， 1888.
{3} w. b. yeat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 b. yeats， volume iv， eds. richard j. finneran and george bornstein， new york：
scibner， 2007， pp. 317-319.
{4} 【爱尔兰】威·勃·叶芝著，赵澧译：《心愿之乡》，《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
{5} 安妮·霍尼曼（annie horniman，1860—1937）是英国著名的剧院赞助人和剧院经理。除了赞助叶芝、萧伯纳等人的戏剧演出外，她还于1904年资助创办了爱尔兰都柏林的艾比剧院（the abbey theatre，又名爱尔兰国家剧院），叶芝等多位爱尔兰剧作家的戏剧曾在该剧院上演。
{6} john s. kelly， a w. b. yeats chronolog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33.
① 此剧是萧伯纳首部获得公演的剧作，后收入萧伯纳的戏剧集plays：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vol. 2， london：
g. richards， 1898.
{2} 【爱尔兰】叶芝著，傅浩等译：《叶芝抒情诗全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年版，第629页。
{3} 赵澧（1919—1995），籍贯四川，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专攻莎士比亚研究，先后任教于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著有《莎士比亚传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
{4} 目前，尚无中文版《叶芝全集》出版，比较重要的叶芝作品集是由王家新选编的《叶芝文集》（全三册）（东方出版社，1996年），其中《叶芝文集卷一·朝圣者的灵魂：抒情史·诗剧》中收录的《心愿之乡》即为赵澧的译本。
{5} 【爱尔兰】威·勃·叶芝，赵澧译：《心愿之乡》，《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
{6} 该初版本的封面正是由比亚兹莱为该剧首演所设计的海报，同时，t. fisher unwin是叶芝作品最重要的出版商之一。
{7} john s. kelly， a w. b. yeats chronolog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147.
{8} 叶芝认为修改后的剧本已经足以让他感到满意。原文为：“this winter， however， i have made many revisions and now it plays well enough to give me pleasure.”russell k. alspach， the variorum edition of the plays of w. b. yeats， london：
macmillan， 1966， p. 210.
① 据1912年版的《心愿之乡》的扉页信息，此次出版是该剧作的第7个版本。此前，除1894年初版本外，在poems中曾分别于1895、1899、1901、1904、1908年出版。实际上这只统计了该剧在英国的发行，美国版本并未统计在内。
{2} allan wade， a bibliography of the writings of w. b. yeats， london：
hart-davis， 1968， p. 104.
{3} w. b. yeats， poems，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5， p. 159.
{4} w. b. yeats， 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2， p. 1.
{5} w. b. yeats， poems，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5， p. 161.
{6} w. b. yeats， 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2， p. 1.
① 王珏：《中国叶芝译介与研究述评》，《外国文学》2012年第4期。
{2} 朱维之：《最近中国文学之变迁》，《青年进步》1928年第117期。
{3} 朱维之：《十年来之中国文学》，《青年进步》1927年第100期。
① 在进入青年会书局工作之前，朱维之曾在郭沫若领导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任第三军宣传科长，亲身经历过大革命的高潮与低谷。参见梁工：《朱维之先生与基督教文学研究》，卓新平、许志伟编：《基督宗教研究》（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91页。
{2} 爱尔兰夏芝作，朱维之译：《心欲的国土》，《青年进步》1928年第117期。
{3} t. mcalindon， “divine unrest：
the development of william butler yeats，” in the irish monthly， vol. 83. no. 968. （april.， 1954）， p. 152.
{4} 傅浩：《葉芝作品中的基督教元素》，《外国文学》2008年第6期。
{5} 朱维之：《十年来之中国文学》，《青年进步》1927年第100期。
{6} 常惠：《回忆〈歌谣〉周刊》，《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
① 朱自清：《中国歌谣》，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2} 朱维之：《向佩弦先生学习》，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朱自清》，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2年版，第145页。
{3} 朱维之：《自传》（书稿），转自梁工：《朱维之先生与基督教文学研究》，卓新平、许志伟编：《基督宗教研究》（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90页。
{4} 朱维之：《十年来之中国文学》，《青年进步》1927年第1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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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著名的前期象征主义诗人叶芝在其《驶向拜占庭》一诗中，建构了“拜占庭”这一多义性的象征形象。在本诗中，拜占庭不仅是审美对象的复合象征、东方世界的奇幻想象，更连接了古典世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诗人在塑造拜占庭的形象时，对这一象征形象进行了唯美的处理，而历代文学批评家对于这一形象论说不一，都做出了自己独到的阐释。本文将试图阐释拜占庭这一符号的隐喻特征与多重象征意义，从而对诗歌中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有整体的把握，并进一步管窥叶芝的生命哲学。
关键词：叶芝;象征;符号;拜占庭
作者简介：王尧（1999.7-），男，汉族，北京市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本科在读，专业：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2--02
一.引言
罗马帝国在灭亡五百年之后，它的文化遗产却并未湮灭，而是在东欧保留了下来。拜占庭帝国继承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残存的遗产，在未来的数个世纪，成为了东欧重要的文化中心，起到了兴废继绝的作用，并独自点亮了黑暗的中古时代漫长的夜空。正如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书中所引用的那首叙事诗所言：
你们的皇帝已经在许久之前抛弃了你，罗马，
你的荣耀和名号已经消失不见，去向了希腊……
如花绽放的拜占庭现在被认做是全新的罗马，
古老的罗马，道德衰颓，壁画脱落，是你的命运。[6]
如花绽放的拜占庭，因其深邃悠远的历史，梦幻灿烂的文明，自然也成为了爱尔兰诗人叶芝所中意的审美对象。对于欧洲文明的童年——古希腊的缅怀，是自18世纪以来屡见不鲜的母题。如《希腊古瓮颂》，《哀希腊》等。1927年6月，叶芝在都柏林图书馆阅读了天主教会所编撰的上古历史著作《历史之花朵》后，出于对逝去文明的缅怀，于次年即1928年创作了不朽的名篇《驶向拜占庭》，并于1930年创作了续诗《拜占庭》。而在《驶向拜占庭》这首诗中，对于拜占庭这一核心象征形象，叶芝对其进行了高度浓缩的加工，以其境界和情思的朦胧，内涵的多义性，给阅读受众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
诚如叶芝本人所言，“诗歌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共情，只是因为它是象征主义的”。由此可见，象征主义，是叶芝衡量诗歌艺术水准高低的重要准绳。显然，象征主义诗歌力图规避外部描写的倾向，而是“向内转”。但是内心的情感与直观却需要外化才能获得丰满的具象。为了探寻“象征的森林”[3]，将可感的物质与超验的内心相统一，叶芝一派诗人才广泛的运用暗示等手法，并且颇为强调诗歌的神秘性和音乐性。而象征符号的对象化，则是完成这一探寻过程的必要环节。正因如此，我们需要破解《驶向拜占庭》一诗中的核心象征符号，即“拜占庭”本身。而破解这一符号，需要通过对拜占庭这一象征形象本身加以阐释，并对其象征层进行剖析。
二.拜占庭的表层境界——光怪陆离的东方
1.异域风物的书写
叶芝在诗中，首先建构了奇幻绚烂的东方世界，并成为了拜占庭的第一重象征层。诗人运用怪诞华美的词汇，别出心裁地创造出异想天开、从未有过的意象。强烈的主观色彩常表现为意象复合的“通感”，往往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化平易为惊险、瑰丽，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瑰丽的异域风物，如圣火，镶嵌砖，金银器等，可谓奇崛险怪，风格独特。
对于东方异域文明的书写与想象，在浪漫主义勃兴的年代已然蔚然成风。如英国大诗人拜伦的《东方叙事诗》系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唐·璜》，以及雪莱的《伊斯兰起义》、《麦布女王》等等。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而拜占庭，作为东欧与西亚文明的荟萃之地，自然也是异域文明叙事书写的不可多得的完美对象。拜占庭文明吸收了希臘、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多种文化内核，博采众长，文化多元。较之西欧人来说，是“他者”的哲学范畴，具有浓郁的东方风情与神秘气息。在《驶向拜占庭》中，牧师们“立于神的圣火之中”，金鸟“在纯金的树枝上歌唱”[1]读来令人满口生香，使得审美主体不由得浸润在浓郁的异质神秘文化氛围之中。
2.审美主体的个人偏好
叶芝本人有着强烈的贵族情结，在他的认识中，只有贵族才有丰富的知识，与良好的教养，才能真正传承优秀的文化和艺术。然而，叶芝眼中的贵族并不是按照血统或物质财富来区别于平民的，而是精神上的贵族。正是这种贵族主义的倾向使得叶芝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以中世纪拜占庭王国为代表的贵族文明。在古罗马的奴隶制贵族制度崩溃，西欧进入军阀混战和封建割据的灰暗年代，拜占庭王国保存了古希腊文明的火种。
对于自己的祖国，叶芝具有着复杂的感情。在诗人看来，“道德败坏”是祖国的重要属性，而这种道德的丧失不仅由于英国人对爱尔兰社会长期的文化入侵，更在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将爱尔兰人庸俗化，使得爱尔兰人失去了贵族精神。对于已是耄耋之年的诗人，古老的拜占庭与堕落的祖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拜占庭，象征着万世不朽的永恒力量。
正因如此，创作主体强烈的主观情感取向，也就自然而然的被注入在这首诗歌之中。正如叶芝在其《诗与传统》一书中所言的那样：“祖国，我看清了你，所以新的象征物正在等待我的追寻”，“对于我来说，等待我的那个象征物，那就是拜占庭王国。[2]”
3.穿越时空的激情
自1453年拜占庭文明毁灭，至叶芝创作本诗的20世纪20年代，已是五百年有余。亡故的国家，到处可见的城迹，残留的石墙，不仅引起了诗人的怀古忧思。另一方面来说，爱尔兰孤悬北海，拜占庭则位于黑海之滨，可谓山川相阻，路途遥远，诗中的主人也只得“驶过汪洋和大海万顷”[1]，方才得以一窥这座异域之都的风貌。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距离，大大强化了诗歌风物的“他者”特征，也增强了诗歌整体的审美蕴藉。
诗人希冀抒发他的情感，然而在氤氲着这些情感的原型中提取素材，也就需要合成与其相切合的意象符号。正如卡西尔所言，“所有的文艺形式都是符号形式。[7]”诗人将历史现实的拜占庭抽象为意象符号，然而还需要加以还原成象征意义丰富的象征物，才能最终完成意象的建构与实现过程。因此，“拜占庭”所代表的同欧洲异质的东方世界镜像，只是这首象征意义浓郁的诗歌的表层意象。
三.拜占庭的深层境界——愿为金色的鸟儿
在表层意象之下流动着的，是叶芝所隐喻河暗示的深层次意象。
形象学理论家亨利·巴柔认为，“一切形象的生成，在于主客意识的分化，出现了‘本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本邦与‘异乡等等关系的对立之中[7]”。通过对拜占庭这一东方异国的书写，叶芝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在诗中建构的镜像世界中，年轻人“都迷恋于种种肉感的音乐，忽视了不朽的理性和杰作。”但“一个老年人不过是卑微的物品，披在一根拐杖上的破衣裳” [1]。灵与肉的对立，生与死的对立，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对立，是西方文学史中永恒的主题。生命短暂如白驹过隙，青年时代沉溺于肉欲享乐，带来的却是老年后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空虚。面对死亡这一不可避免的永恒归宿，诗人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解决方案。即是将灵与肉相分离，让灵魂脱离肉体的羁绊，在高贵的古典艺术品中追寻彼岸世界的永恒价值与精神自由。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金钱拜物教的统治一切，以及世界大战对于欧洲的摧残，祖国爱尔兰的肮脏，天主教派别与新教派别的内斗，叶芝怅然中明白，在丑恶的现实社会“没有音乐院校诵吟古典的辉煌艺术品。[2]”于是，拜占庭，這一历史象征，被诗人化用作彼岸世界的寄托，那是一座永恒之都，有着金枝，金鸟，圣火，马赛克壁画的古典大城，是人类历代所有古典美的结晶。超脱于污浊的现实世界，是一个文化艺术所臻萃的伊甸园，只有崇高，典雅与圣洁。正如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所言：“艺术家表现的绝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一旦艺术家掌握了操纵符号的本领，他所掌握的知识就大大超出了他全部个人经验的总和。[4]”这句话虽有所偏颇，但诗人叶芝在其创作中，正是以其对于人类普遍情感的真切把握，寄托于“拜占庭”这一唯美的符号，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人类至高美与至高纯洁的艺术画卷。
叶芝曾在《幻象》一诗中，对于历史的本质作出了独到的判断，即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而《驶向拜占庭》诗中的主人公，愿意“把我放在那金枝上作为一只金鸟歌吟，歌唱那过去和未来或者是当今，唱给拜占庭的贵族和平民。[1]”流动的时间长河，在叶芝的笔下，围绕着拜占庭永恒循环，拜占庭代表着古典的世代，此岸的世代与彼岸的未来。而灵魂，只有融入拜占庭，才能不受生死的拘束，不惧时间的流动，永葆青春的容颜。正如叶芝在《老人临水自赏》中借老人之口写道：“凡美丽的终必漂走，如流水一般。”[1]写作《驶向拜占庭》时已是风烛残年的诗人，对着岁月的长河若有所思，希冀于自己的灵魂在拜占庭的不朽艺术中得到永生。
四.结语
符号学理论家卡西尔在《神话思维的概念形式》一书中，对各种符号形式进行考察，并将它们放回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而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类的各种符号形式的形成，共同构成了人类精神成长的史诗。而在这些的形式中，语言能力和神话传说又是最为悠久的，它们是人类的思维能力与文明文化的滥觞，更是人同动物相区别的关键性标志。[5]”叶芝本人也曾在《温暖与安静的月光》中向我们倾诉，“我尽量使我的思维下沉到意识之下，从而与宇宙万物的精华融为一体，使其为我的创造力提供源泉，这种创造力来源于种族世世代代的文化烙印，而不在我个人;从这种暗流中，我们能够回溯到我们的先辈乃至始祖的那些动人的神话传说与民族史诗。[2]”
拜占庭，作为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的国度，其所承载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原型，深深的潜藏在所有欧洲人的集体无意识中。而叶芝以其纯熟的象征主义手法，将这一文化原型赋予多重象征意义，解构了历史上那个真实存在的那个奴隶制东方王国，而是重构了富含隐喻特征的艺术天堂，使之成为人类最高灵魂的寄托之地，从而借诗中老人之口，将作者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与关怀予以表达。
在这首诗中，叶芝借灵魂的不朽以追求生命的永生，对年老肉体进行了决绝的摒弃，从而为富有浓郁人文主义色彩的生命哲学提供了坚实的内核。与同时代d.h.劳伦斯和t.s.艾略特等象征主义诗人对以死亡为中心的非个人化诗歌结构关注不同，叶芝为凡人“生命的完美”的实现，给出了自己肯定的回答。对于仍然无法解决生与死，灵与肉等矛盾的我们，同时又生活在后现代文明之中的我们，仍然具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袁可嘉（译）.叶芝诗选[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2]王家新（译）.叶芝文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查尔斯·查德维克.西方当代文艺批评译丛：象征主义[m].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
[4]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外文书局，1981.
[5]伊万·斯特伦斯基.二十世纪的四种神话理论[m].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
[6]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m].崇文书局，1991.
[7]伍蠡甫.西方文论选[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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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大诗人叶芝在其1936年7月完成的诗作《天青石雕》中记录了他对中国的想像和向往，他描写了一块雕刻着中国古人形象的天青石：“他们的眼边布满皱纹，他们的眼里，他们古老的、炯炯的眼里，充满快乐。”在叶芝看来，这些中国古人代表一种快乐的智慧。而叶芝也因其领导爱尔兰文艺复兴的独特文学成就，吸引了中国读者的目光。早在1920年，沈雁冰将叶芝诗剧《沙漏》译成中文。自此，中国就开始翻译介绍叶芝的作品；叶芝开始持久地影响着中国诗人、学者和普通读者。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叶芝精选集》为中文读者提供了一次全面了解叶芝的机会。该书收录了叶芝不同体裁作品的中文译本，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自传；全面评价了叶芝的创作成就，通过编选者傅浩撰写的长序《天才的神话》及书后所附《叶芝生平及创作年表》，梳理总结了叶芝一生的创作历程及其对文学世界的影响；尤其对叶芝创作的核心部分――诗歌，进行了全面的翻译、注释、评介，清晰展现了叶芝诗歌创作的演化脉络。
“准确”成为该书的整体风格标签。该书诗歌部分精选了叶芝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252首，全部由傅浩翻译。谈到翻译观时，傅浩认为翻译的惟一标准是准确，也就是尽量符合原文，分开来说则可以从语义的准确和文体的准确两方面来把握。理论和技术两方面的充分准备，为译诗的高质量提供了保证。译者对细节准确的精益求精，使得这些译作不仅在语言、形式上，而且在神韵上接近原作，读起来又是好的汉语诗。该书其它部分也都延请高水平译者，并由编选者统一校订，以保证翻译质量。另外，对诗文所作的翔实、准确的注释，也便于读者阅读。
叶芝的戏剧、小说、散文、自传相对于他的诗歌影响较小，但也并非完全是的另一片领域，而是彼此之间有相通之处，诗文之间可以互相印证。精选集收入剧作3篇，集中展现了叶芝戏剧象征性、仪式化的风格。该书还收入了短篇小说17篇，主要分为爱尔兰神话传说和自传性作品两类，前者是叶芝诗歌的重要主题，后者主要与叶芝从事秘密法术修炼的经历有关，这些经历也反复出现在叶芝的诗歌作品中，读者甚至可以在其诗作当中看到小说中的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这些小说可以看作叶芝对自己诗作的散文说明。精选集同时收录了散文作品18篇以及正式的自传两篇。散文作品中既有志怪笔记式的对民间传说的记录，也有像《幻景》序言、《拙作总序》和《牛津现代诗选序》等表达叶芝对神秘哲学、诗歌创作、文学批评观点的作品。编选者认为，叶芝利用互文手段，构筑出一个情节完整自足的虚构世界，达到了使自我经验神话化的目的。 （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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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叶芝早在20世纪10年代后期被译介到中国，至今已近百年。中国文学界对叶芝的译介过程经历了介绍、借鉴和系统研究三个阶段。本文通过概述叶芝在中国的译介简史，梳理其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对其在中国的经典化过程进行探讨。近百年来，中国的叶芝译介与研究逐渐深入，中国学术界对叶芝的认识趋于客观全面,而叶芝能否在中国文学语境中成为一名“经典外国作家”取决于中国的叶芝翻译者、批评家、读者、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因素。
关键词:叶芝 中国 译介 接受
一、叶芝在中国的译介简史
叶芝是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之一，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自从其有生之年到现在，近百年时间，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不断深入和全面。
20世纪10年代后期开始被译介到中国。
最早介绍叶芝的是沈雁冰（茅盾）。茅盾在《学生》第6卷上发表的《近代戏剧家传》中，就对叶芝作过简要介绍。1920年，茅盾又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6期（1920年3月10日）上发表了他翻译的叶芝象征主义戏剧《沙漏》。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发表了王剑三翻译的叶芝诗歌《忍人》。同年的《文学旬刊》第20期（1921年11月21日）上发表了滕固的介绍文章《爱尔兰诗人夏芝》。《小说月报》第14卷第12号（1923年12月10日）对叶芝进行了隆重的介绍。该期登有郑振铎写的《一九二三年得诺贝尔奖金者夏芝评传》以及署名“cm”和“记者”的《夏芝著作年表》和《夏芝的传记及关于他的批评论文》。1923、1924年，《文学》第97、99、104、105期先后刊登了西谛（即郑振铎）的《得1923年诺贝尔奖金者夏芝》、仲云的《夏芝和爱尔兰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叶芝诗歌《恋爱的悲哀》（仲云译）和《老妈妈的歌》（赵景深译）以及《夏芝小品》（王统照译）。
刘延凌、王统照也做了大量的翻译、评论方面的工作。刘延陵在文章中介绍意象派诗运动领袖孟罗在《诗的杂志》中所引用叶芝的诗论：
“旧诗中一切不自然的语句我们都厌倦了。我们不但要除去装饰堆砌的辞句，并要除去所谓‘诗的用词’。我们要除去一切矫揉造作的东西，要叫诗的文字即如说话，且简单如最简单的散文，而成为心的呼声”。
文学研究会的王统照曾大力介绍叶芝的诗。1923年《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号”上刊登了王统照译的《无道德的梦境》。1923年，《诗》第2卷第2号（1923年5月15日）发表了王统照的专论《夏芝的诗》，详细介绍长诗《奥厢的漂泊》（the wanderings of oisin），说该诗“用伟大的精神，美丽的文句，几乎将人生的问题，完全包括了进去。而又处处带有丰富的象征色彩”。王称叶芝是世界上“伟大的诗人”、“终不失为一个新浪漫派的文学作者”。他在分析叶芝的审美倾向和诗歌特点时说：“他是倾向于飘渺与虚幻之美的；而同时他也是要显示灵魂的调和到实际生活上面。所以他的作品：一方面对于本国的传说与旧迹有着强烈的爱恋，一方面对于虚灵的超脱，又竭力追求。”期后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文艺月刊》、《青年界》等刊物也都间或译载过叶芝的诗歌。
鲁迅先生也曾对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和叶芝做过介绍。1927年11月，鲁迅刚到上海才一个多月，就在内山书店买了一本日本学者野口米次郎的随笔集《爱尔兰情调》，该书集中评述爱尔兰文学。
1929年6月，鲁迅从野口那本《爱尔兰情调》中选译了《爱尔兰文学之回顾》一文刊登在《奔流》二卷二期上，并在《编校后记》中特别指出：野口的文章"很简明扼要，于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来因去果，是说得了了分明的；中国前几年，于yeats，synge等人的事情和作品，曾经屡有绍介了，现在这一篇，也许更可以帮助一点理解罢。"野口这篇文章简要评介了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评述到的人主要有叶芝、沁孤、萧伯纳、弗格森等著名作家，但没有提到乔伊斯。
施哲存终生从事翻译工作，并且是以超前意识和现代眼光搜寻世界文坛上具有先锋性的作家作品，他一直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世纪文人。他1927年开始翻译爱尔兰诗人夏芝(今译叶芝)的诗。1932年《现代》创刊号（1932年5月）刊登了安簃（施蛰存）翻译的“夏芝诗抄”7首。
新月派诗人叶公超对叶芝有较为全面的评价。他对叶芝的诗的评价是“他的诗从个人美感的迷梦中走到极端意象的华丽、神话的象征化，但终于归到最朴素真率的情调与文学”（《牛津现代诗选1892-1935》，原载《文学杂志》月刊1卷2期，后收入《新月亿旧》）。王辛笛在回忆文章中就提到从叶公超在北大开设《英美现代诗》课上接触到艾略特、叶芝、霍普金斯等人的诗作，卞之琳也说，叶公超“是第一个引起我对二三十年代艾略特，晚期叶芝，左倾奥顿等英美现代派诗风兴趣的人。”
1934年9月出版的肖石君编写的《世纪末英国新文艺运动》，介绍了世纪末英国文坛、英国文学的特色、叶慈与爱尔兰文艺复兴等方面的内容。
1937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纲》第12章第12节“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戏剧作家”中，作者金东雷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叶芝的生平和戏剧创作上的成就。
1941年5月上海的《西洋文学》第9期由张芝联等编辑的叶芝特辑包括自传1、小传1、评论译文2、译诗7。
这一阶段基本是介绍性的文字，故可称为介绍阶段。
1944年3月15日，重庆出版的《时与潮文艺》第3卷第1期刊出了“专辑”，发表了朱光潜、谢文通、杨宪益3人翻译的叶芝诗15首，以及陈麟瑞写的评价文章《叶芝的诗》。
40年代，西南联大的教师燕卜荪、卞之琳对叶芝进行了介绍，穆旦（查良铮）、周珏良、王佐良、袁可嘉等青年学生接触到叶芝并深受其影响。
1946年袁可嘉的毕业论文便是用英文撰写的《论叶芝的诗》（an essay on ）,这也是他的第一篇外国文学评论。此时，中国文学界已经开始根据中国诗歌的需求主动吸收叶芝诗艺的有益成分，可称为借鉴阶段。
建国后至70年代末，由于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有些距离，叶芝译介基本终止。
20世纪50-70年代，由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现代英国文学译介史上曾译介的英国名家，如布莱克、王尔德、康拉德、劳伦斯、叶芝、t.s.艾略特、华兹华斯、乔伊斯、伍尔芙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排斥在译介选择的范围之外。
此时，台湾地区的叶芝译介正好延续了大陆地区叶芝译介的真空。译者则有梁实秋、余光中、高大鹏、周英雄等。
袁可嘉完成《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开始“重操旧业”，研究和翻译叶芝。1979年翻译《驶向拜占庭》、《茵纳斯弗利岛》、《当你老了》等六首诗；在《外国名作家传》介绍叶芝；1983年在《文学报》发表《叶芝的道路》，对叶芝的整个诗艺过程进行介绍。但体现了那个时代外国文学的普遍特点，基本是介绍性的评述，缺乏的是研究性的创见。
进入80年代，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翻译和评论叶芝的是傅浩。傅浩先后发表的一系列叶芝研究论文、叶芝诗集翻译和专著，力图从原文和第一手资料入手，全面和客观地介绍和评论叶芝的诗艺和思想。其论文《叶芝诗中的东方因素》（1996，3）、《叶芝的神秘哲学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2000，2）、《叶芝的象征主义》（1999，3）、《叶芝的戏剧实验》（1999，3）及《创造自我神话：叶芝作品中的互文》（2005，3）分别从叶芝诗艺与思想的不同角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对国内研究者和读者深入全面理解叶芝起到了重要作用。王家新编选《叶芝文集》相对以前单独介绍叶芝的诗作的集子更全面，如其中包括《诗歌中的象征主义》、《语言、性格与结构》、《诗与传统》等重要的叶芝的文论文章。裘小龙翻译的《丽达与天鹅》（漓江出版社，1987年），诗歌比较齐全，但译文不够流畅。随着叶芝在中的译介深入和全面，叶芝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和专门化，因此这一阶段可称为研究阶段。
二、叶芝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影响
五四之后到２０年代，由于与中国民族主义斗争的形势相吻合，作为爱尔兰民族主义复兴的代表的叶芝引起了中国翻译者的兴趣和介绍。然而，由于中国早期象征主义诗派，如李金发、戴望舒、王独清等人主要还是从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那里汲取养料，所以叶芝的象征主义并未产生什么影响。早期，其主要对新月派和文学研究会的部分成员产生了影响。
王统照的诗集《童心》借鉴了叶芝《微光》、《奥厢的漂泊》等诗集的意境。王佐良、杜运燮、袁可嘉等人的文章中也曾谈到叶芝对现代派的影响，但没有结合特定诗品进行分析。
另外，叶芝对九叶派诗人中的穆旦、袁可嘉的影响也非常瞩目。
穆旦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转入外文系。北大、清华、南开因日军侵华南迁，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穆旦大学毕业并留校任助教。在次其间，广泛学习西方现代派和叶芝的诗。
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我们都在外国语文系，首先接触的是英国浪漫派诗人，然后在西南联大受到英国燕卜荪先生的教导，接触到现代派的诗人如叶芝、艾略特、奥登乃至更年轻的狄兰?托马斯等人的作品和近代西方的文论。记得我们两人都喜欢叶芝的诗，他当时的创作很受叶芝的影响。
袁可嘉对叶芝的诗情有独钟,并在创作和诗论方面都有所借鉴。
我读到美国意象派诗和爱略特、叶芝、奥登等人的作品，感觉这些诗比浪漫派要深沉含蓄些，更有现代味。
在1947、1948年两年间，袁可嘉在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冯至等主编的报刊上，发表新诗和以论新诗现代化为总标题的一系列评论文字，倡导新诗走“现实、象征和玄学（幽默机智）相结合的道路。正如孙玉石所言“袁可嘉的对于自己提出的原则的阐释，主要来源于t·s·艾略特、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叶芝、里尔克和奥登等诗人美学追求的影响。细读袁的诗论，可以看到叶芝的影响。如《新诗现代化》中提到：
另一方面表现在现代诗人作品中突出于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现实描写与宗教情绪的结合，传统与当前的渗透，“大记忆”的有效启用，抽象思维与明锐感觉的浑然不分……
“大记忆”这一术语便是借鉴自叶芝的“great memory”，它为叶芝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象征。
我还相信三条我认为是自古相传的、是几乎所有法术实践之基础的教义。即：
1.我们的心灵的边界变幻不定；许多心灵似乎可以彼此交流，从而创造或揭示一个惟一心灵、一个惟一能源。
2.我们的记忆的边界同样变幻不定；我们的记忆是一个大记忆——造化本身的记忆——的一部分。
3.此大心灵和大记忆可以用象征召唤。”从袁可嘉的象征、玄学、现实的综合诗论来看，叶芝无疑是其渊源之一。然而，袁可嘉在借鉴西方现代派诗学的同时，结合当时中国文学传统和中国新诗的现状，提出“新诗现代化”、“新诗戏剧化”论点。诚如蓝棣之所言, “袁可嘉先生在有渊源、有背景的情况下，却不满足于变相编译或照抄，而处处都可见他的深入体会与独创性见解，这些体会与创见，甚至完善和完成了艾略特、瑞恰兹的理论，而对于中国诗坛、中国新诗的发展，其功更不可淹没了。”因此，叶芝对中国新诗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然而，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叶芝的影响不仅限于诗歌，而是涉及到其他文化生活方面。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流行歌曲《一生有你》对其诗作《当你年老时》的借鉴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其诗作和文论的译文也常常被各种文章引用。
三、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叶芝译介与研究
叶芝译介与研究是中国现代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缩影
外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是由来自翻译者、读者、译入国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共同作用的过程。宏观上看，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一般都经历了救国保种、宣教启蒙的政治导向和艺术价值至上的美学导向两个阶段，随后进入与中国文学进行融合、互补、创新的全球化文学阶段。
近代，首先指导文学翻译的主导思想是宣教启蒙。如梁启超认为小说可以开启民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因而他积极提倡翻译政治小说。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是现代30年文学译介的一个传统。而此时，译者的意图是要激励本民族的人们去争取自由和解放。译介的价值转向使得与民族生存无直接关联的译介随之停顿。
叶芝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体现了中国学术界对叶芝的认识逐渐加深、逐渐全面的一个过程。整个过程受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倾向的影响。
鲁迅1908年发表《摩罗诗力说》，大声疾呼提倡介绍“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文学作品。叶芝所具有的民族主义特点也非常鲜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面临着民族危亡局面，叶芝所提倡的文化民族主义正好与当时文人志士力图通过文学唤醒民众的想法相吻合。引进“弱小”民族抗争之声的政治诉求决定了叶芝成为外国文学译介名单中的一员。
随后，随着美学倾向的上升，叶芝作为一个“象征主义”诗人被继续译介到中国，当时象征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自译介到中国始便引起了巨大影响。爱尔兰神话、哲学、神秘学为叶芝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象征主义素材。
自40年代以来，在中国叶芝一直与艾略特、庞德一起被定位为现代主义作家，如孙玉石的《中国现代诗潮史论》及《中国初期象征派艺术》中都提到叶芝作为现代派诗人的重要作用。然而，其现代性在西方并未获得评论界一致公认，而叶芝显然与以艾略特与庞德为代表的那场现代主义运动有所不同。
他们（指评论家们）开始对叶芝是否是“最后的浪漫派”（如其自称）或第一位现代主义者提出质疑。有些评论家不愿意给他贴上现代主义的标签，因为他使用传统体裁和诗歌形式写作。另外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他在运用那些体裁和诗歌形式时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漫不经心，甚至是离经叛道，使他区别于浪漫派和维多利亚式的写作方式，而使他成为第一位用英语写作的现代主义者。
叶芝始为一个前拉斐尔派，渐渐自我定位为象征派，最终使自己“现代”，但如果我们将艾略特和庞德为代表的那场英诗革命称为“现代主义”，他从来都不是一位“现代主义者”。正如王佐良所言：“他又在重要方面不同于这些美国来人：他的爱尔兰根子，他与农村民俗文化的联系，他与民族解放运动的错综关系，他的高傲而又肯内省的气质都是他们所没有的。他们是现代城市人，而叶芝则来自更古老的文明。”步凡、何树概括了中国新诗界对叶芝的评价与接受过程：1.五四之后到20年代：民族主义的鼓手；2.20年代末至40年代：对现代诗歌的探索；3.40年代至今的讨论：对现代性的强调。并认为近年来国内对叶芝诗歌作品的解读与研究逐渐卸下时代印记，转而引领读者感受多样的美学体验、东方色彩以及神秘主义，对其评论也日益增多。
综上所述，国内叶芝研究与翻译已全面而深入,叶芝是否能成为中文语境下的经典,取决于其译本的成就。袁可嘉和傅浩的翻译都已成为经典之作。然而，叶芝的戏剧和评论方面的文章译介尚嫌不足。经过近百年的译介和研究，叶芝在中国已经能否成为外国文学中的“正典”，取决于翻译者、评论家、读者、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本文为浙江工商大学2009年校级课题项目。]
参考文献：
[1]谢天振、查明建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2]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王锡荣：《鲁迅涉猎的爱尔兰文学》，《文学报》，2004.6。
[4]步 凡、柯 树：《简论叶芝和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6.2。
[5]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
1919-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6]谢天振主编：《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7]袁可嘉：《半个世纪的脚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8]蓝棣之：《九叶派诗歌批评理论探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9]赵一凡、张中载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10]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1]vendler, helen, the later poetry, marjo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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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tead, c.k., pound, yeats, eliot and the modernist movement[m]. macmillan, 1986, 10.
[13]王佐良：《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7。
[14]屠岸：《横看成岭侧成峰——关于诗歌翻译答香港〈诗双月刊〉王伟明先生问》，载海岸编，《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胡则远：浙江工商大学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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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勋 赵亚珉 郑琴丽
内容摘要：innisfree是爱尔兰著名作家叶芝早期浪漫主义代表作之一。本文通过分析innisfree一诗中叶芝内心理想世界的意象，讨论其诗文中的象征手法，探寻innisfree背后体现的叶芝内心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而揭示叶芝对工业社会的批判。
关键词：innisfree 象征手法 意象 工业社会
作为爱尔兰剧作家、诗人以及爱尔兰凯尔特复兴的领袖，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于193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以其高度艺术化且洋溢着灵感的诗作代表了整个民族的灵魂”[1]。漫长的创作生涯使得叶芝的作品主题丰富，手法奇特，贯穿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等等，创造了极高的文学价值。innisfree是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一诗的简称，也是叶芝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从发表至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爱尔兰乃至整个世界诗歌海洋中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2]本文拟从叶芝的innisfree中的意象出发，通过对照叶芝内心的理想世界和工业社会的反差，揭示叶芝对宁静自然生活的向往和对工业文明的批判。
ree中的理想世界
innisfree全诗只包含三个诗节，但其中的意象均表达了叶芝理想世界的模样。第一诗节一开始，就描述了叶芝的期盼：我就要起身走了，到茵尼斯弗利岛;这个岛是一个理性的意象（conceptual image），就像那若隐若现、神秘而神圣的海市蜃楼一样[3]，接下来叶芝排列了他要做的事情：造座小茅屋在那里，枝条编墙糊上泥;我要养上一箱蜜蜂，种上九行豆角，独住在蜂声嗡嗡的林间草地[4]。诗节中的茵尼斯弗利岛是一个理想的意象，叶芝罗列了他要做的事情：造茅屋，枝条编墙，糊上泥，养蜜蜂，种豆角，最后要一个人住在那里。这样的意象与陶渊明的著名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生活环境让人感到惬意。叶芝借物抒情，表达自己对这样宁静悠然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样舒适和静谧的生活几乎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不相上下，但叶芝在诗歌的一开始就宣称：我就要起身离开现实世界，奔向这样的理想世界，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表明了诗人远离乌烟瘴气的现实社会、选择宁静的自然生活的意愿和决心。
在接下来的第二诗节中，叶芝又想象出茵尼斯弗利岛上日夜相接的景象：那儿安宁会降临我，安宁慢慢滴下来，从晨的面纱滴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那儿半夜闪着微光，中午染着紫红光彩，而黄昏织满了红雀的翅膀。此诗节中，叶芝将安宁比作露珠，将早晨的薄雾比作少女的面纱;而蟋蟀歌唱的地方明显是指类似树叶或者树枝之类的地方，从此读者能看出叶芝内心向往的地方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宁静柔美的地方;后面叶芝用不同颜色渲染了诗文给人带来的画面，紫红、黄昏、红雀等。由于深受画师父亲的影响，加上本人曾经学画的经历，叶芝此处对颜色的渲染给茵尼斯弗利岛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色彩丰富，色调柔和，给人感官上的唯美主义享受。这样的生活与其说是在他的理想世界里还不如说是一种画中的世界，此诗节体现出叶芝超然而脱离现实世界的倾向。
值得提及的是，诗人运用对比手法，用有声的蟋蟀来写静寂的境界。我国古詩中不是同样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类似表达吗？同时，读者也难免联想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十四行诗on the grasshopper and the cricket，在那首诗里济慈也恰恰把蟋蟀同静寂的境界加以对比的，而正是这种联想使得叶芝的诗句在内容上加深了一层。
最后的第三诗节开头再次说明了叶芝的期盼：我就要起身走了，并且在后面的诗句中解释了茵尼斯弗利岛上的美景美到现实世界根本无法阻拦他的脚步：因为从早到晚从夜到朝，我听得湖水在不断地轻轻拍岸;不论我站在马路上还是在灰色人行道，总听见它在我的心灵深处呼唤。诗中的此处意象有强烈的现实与理想对比，马路和灰色人行道在色彩上是黯淡无光的。在人们的观念中，灰色等暗色系只会是不好的事物，而茵尼斯弗利岛上的湖水则体现了叶芝内心蠢蠢欲动的心情。“轻轻地拍岸”其实那个“岸”是叶芝的心房，湖水也预示着他的理想，也就是找一个宁静的地方生活。这样的想法时不时敲打着他的心房，前面的诗节则提到暖色调的黄昏、红雀等，与此处充满沮丧失望而灰色暗淡的世界形成强烈的对比，暗示出叶芝内心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是丑恶的，工业社会只会给人带来破坏，将世界变成一片黑暗，腐蚀人的心灵。而同样，济慈的另一首《夜莺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济慈在诗中创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充满着美景的夜莺的世界，另一个是诗人生活的黑暗的现实世界。[3]济慈和叶芝都是美的执着追求者，《茵尼斯弗利岛》和《夜莺颂》在主题表达上也有类似之处。
二.与innisfree强烈对照的现实世界
在innisfree中叶芝营造的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小岛，其中的意象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理想美中的意象，第二类则是现实社会中黑暗的意象。innisfree是叶芝浪漫主义的代表作，而美国批评家艾德蒙·威尔逊曾经评论说叶芝“远离公共生活而只是生活在想象中”[5]，他把叶芝诗歌的想象堪称是世纪末作家的欲望[3]。叶芝在诗中营造的几个重要意象都是他内心对理想世界的呼唤，诗中的紫红、黄昏和红雀都是梦幻般氛围的体现。而现实生活中，叶芝于一八九五年随家迁居伦敦，看到了世纪末的伦敦一派萧条的景象，从而产生了对都市生活的不满，对工业社会腐蚀人心、破坏自然的反感。这一点可以在他的诗节中“马路”与“灰色人行道”这些城市的象征上体现。通过这些象征符号，诗人着重书写了自己内心世界的状态，茵尼斯弗利岛就是这样最典型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中的萧条伦敦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他在诗中也体现出回归自然的想法，诗中描写的岛上的景色就是很好的例子，例如蟋蟀、豆角、枝条和湖水等等。他蔑视丑恶的现实世界，因为工业社会带来的灰暗不仅腐蚀自然也腐蚀人心。“不论我站在马路还是灰色人行道”已经说明：机械带来的是物质文明，是腐蚀人心的东西而不是人性。人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温暖的而感人的。而在叶芝这里，工业社会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变成了灰暗的，丑陋的。工业社会建设得再好在叶芝内心也是灰色当头，违背暖色的人心。叶芝曾经回忆道：“记得在九、十岁的时候，我走在（伦敦）坎顿辛大街上，心里充满着对斯拉哥田野和道路的爱，我怀念那里的道路和泥土——一种儿童的奇特感情——我都想去吻它。”[6]斯拉哥就是茵尼斯弗利岛的原型，是爱尔兰传说中的仙岛，叶芝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ree中的象征世界
叶芝诗歌早期诗歌以浪漫主义和象征成分著称。在innisfree这首叶芝早期诗歌中，其中的“柳条”“蜜蜂”等具体而明朗的意象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表明这是一个仙境，没有物质的杂念，只有精神的愉悦[7]。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是叶芝理想中的田园生活。这样的生活使得诗人产生逃离工业化城市生活的冲动与决心。在innisfree中，叶芝营造了一个可以嬉戲打闹，回到童年的小岛。那是一个世俗以外的的地方，能够使人获得精神的慰藉，进入远离尘嚣的静谧，达到自己的理想之境[7]。他活在梦想的世界里。innisfree岛上的世界是属于爱尔兰的世界，而不属于工业化的伦敦。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叶芝才能够感受到足够的爱尔兰文化。innisfree里的象征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比，人们也可以从叶芝的另一首诗歌《被盗的孩子》里看到。《被盗的孩子》是叶芝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叶芝在该诗中号召人们去到仙岛，与仙女生活，自己也要变成孩子，逃离现实，因为世间充满苦难，与innisfree中他想要离开黑暗的工业社会，去茵尼斯弗利岛生活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契合。
四.结语
叶芝的innisfree一诗不仅继承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回归自然的主题，借鉴了唯美主义的艺术表达，又以现代主义的象征手法，结合诗人自身的爱尔兰背景，营造出了茵尼斯弗利岛梦幻般的仙境，一个毫无污染的充满唯美主义环境，表达了诗人远离尘嚣的意愿与决心，给深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读者提供一定的反思。
参考文献
[1]郑勍.论叶芝诗歌唯美主义的现实意义[j].艺术科技，2016（02）：49-50
[2]gearoid denvir.“from inisfraoigh to innisfree…and back again？ sense of place in poetry in irish since 1950”.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annual 2005（3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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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飞白.湖心岛茵尼斯弗利[j].全国新书目，201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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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佐良，周珏良.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97-98
[7]李静.流浪者_英雄_艺术家——叶芝早期诗歌的隐喻模式[j].外语研究，2018（06）：103-104
基金项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8年科创项目“当代大学生美国诺奖作家作品阅读调查”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吴家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英语系2016级学生;赵亚珉，本文通讯作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学翻译;郑琴丽，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英语系2016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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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的诗歌
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许多人都接触过一些比较经典的诗歌吧，诗歌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美。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样的诗歌才经典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叶芝的诗歌，欢迎大家分享。
我就要起身走了，到茵尼斯弗利岛，
造座小茅屋在那里，枝条编墙糊上泥；
我要养上一箱蜜蜂，种上九行豆角，
独住在蜂声嗡嗡的林间草地。
那儿安宁会降临我，安宁慢慢儿滴下来，
从晨的面纱滴落到蛐蛐歇唱的地方；
那儿半夜闪着微光，中午染着紫红光彩，
而黄昏织满了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起身走了，因为从早到晚从夜到朝
我听得湖水在不断地轻轻拍岸；
不论我站在马路上还是在灰色人行道，
总听得它在我心灵深处呼唤。
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意朦胧，
在炉前打盹，请取下这本诗篇，
慢慢吟诵，梦见你当年的双眼
那柔美的光芒与青幽的晕影；
多少人真情假意，爱过你的美丽，
爱过你欢乐而迷人的青春，
唯独一人爱你朝圣者的心，
爱你日益凋谢的脸上的哀戚；
当你佝偻着，在灼热的炉栅边，
你将轻轻诉说，带着一丝伤感：
逝去的爱，如今已步上高山，
在密密星群里埋藏它的赧颜。
树木披上了美丽的秋装，
林中的小径一片干燥，
在十月的暮色中，流水
把静谧的天空映照，
一块块石头中漾着水波，
游着五十九只天鹅。
自从我第一次数了它们，
十九度秋天已经消逝，
我还来不及细数一遍，就看到
它们一下子全部飞起。
大声拍打着它们的`翅膀，
形成大而破辞的圆圈翱翔。
我凝视这些光彩夺目的天鹅，
此刻心中涌起一阵悲痛。
一切都变了，自从第一次在河边，
也正是暮色朦胧，
我听到天鹅在我头上鼓翼，
于是脚步就更为轻捷。
还没有疲倦，一对对情侣，
在冷冷的友好的河水中
前行或展翅飞入半空，
它们的心依然年轻，
不管它们上哪儿漂泊，它们
总是有着激情，还要赢得爱情。
现在它们在静谧的水面上浮游，
神秘莫测，美丽动人，
可有一天我醒来，它们已飞去。
哦它们会筑居于哪片芦苇丛、
哪一个池边、哪一块湖滨，
使人们悦目赏心？
突然袭击：在踉跄的少女身上，
一双巨翅还在乱扑，一双黑蹼
抚弄她的大腿，鹅喙衔着她的颈项，
他的胸脯紧压她无计脱身的胸脯。
手指啊，被惊呆了，哪还有能力
从松开的腿间推开那白羽的荣耀？
身体呀，翻倒在雪白的灯心草里，
感到的唯有其中那奇异的心跳！
腰股内一阵颤栗。竟从中生出
断垣残壁、城楼上的浓烟烈焰
和阿伽门农之死。
当她被占有之时
当地如此被天空的野蛮热血制服
直到那冷漠的喙把她放开之前，
她是否获取了他的威力，他的知识？
双手，依照给你的吩咐去做；
牵引着思想的气球
膨胀并且飘曳在风中
抵达它狭隘的棚屋
起立，举起你的手然后开始
祈福
为一个品尝着惨烈痛楚的男人
在回味他已丧失的名声的过程中。
一位罗马的凯撒也已屈服
在这驼峰之下。
圣徒
上帝试探着每一个人
根据种种不同的方式。
我不应该停止赞美，因为
我正在用皮鞭痛笞自己
也许就在那个夜间与清晨，我就可以驱赶走
在我肉体中隐藏着的希腊人亚历山大，
还有奥古斯都·凯撒，在他们之后
接下来就是了不起的无赖汉亚尔西巴德。
驼子
对于所有在你肉体中起立
并且祈福着的人们，我要呈献上自己的这份感激，
给予他们的敬意恰好根据他们的等级，
但绝大多数的都要留给亚尔西巴德。
注释：
亚尔西巴德（alcibiades）：雅典政治家和将军。
不久前我还曾这样想，
“我亲爱的人怕是不能理解
我做了些什么，或将要做些什么
在这盲目、苦涩的土地上。”
而我对太阳的倦意日增
直到我的思想再次清彻，
记起我所做下的最好的
就是使事物简洁的努力；
那些年里我一次次哭喊：“终于
我亲爱的人理解了这一切
因为我已经进入我的力量，
而且词语听从了我的召唤”；
如果她那样做了谁可以说
那将从滤网中筛下的是什么？
我也许会把可怜的词语扔开
而满足于去生活。
素手纤纤，温柔的发卷，
我有一位美丽的女友。
想来那悠远的绝望
将在新的爱情里终结。
但有天，她窥见了我的深心，
见你的影像，依旧潜藏，
她便走了，带着满脸的泪痕。
因你未守那深沉的誓言，
别人便与我相恋；
但每每，在我面对死神的时候，
在我睡到最酣的时候，
在我纵酒狂欢的时候，
总会突然遇见你的脸。
沉默许久之后重新开口：不错，
别的情人们或已经疏远或已死去，
不友好的灯光躲入了灯罩，
窗帘也遮住了不友好的夜色，
我们不停地谈论着
艺术与诗歌的崇高主题：
衰老即是智慧；年轻时
我们彼此相爱却懵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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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a and the swan叶芝英文诗词
leda and the swan
by w. b. yeats
a sudden blow： the great wings beating still
above the staggering girl， her thighs caressed
by the dark webs， her nape caught in his bill，
he holds her helpless breast upon his breast.
how can those terrified vague fingers push
the feathered glory from her loosening thighs？
and how can body， laid in that white rush，
but feel the strange heart beating where it lies？
a shudder in the loins engenders there
the broken wall， the burning roof and tower
and agamemnon dead.
being so caught up，so mastered by the brute blood of the air，
did she put on his knowledge with his power
before the indifferent beak could let her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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