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①人是群体动物，有事没事老爱往一起凑，臧否人事也喜欢见仁见智，议论纷纷，一旦意见不合,免不了争争吵吵。争吵有雅俗之分,可见水准风骨,有文野之别,可见时势风气。
② 在俄罗斯某咖啡馆里，两个老友发生激烈争吵。一个教师,是诗歌的忠实拥趸;一个商人,坚决捍卫散文的重要地位。两个人为诗歌还是散文重要吵得不亦乐乎,后来大打出手。无独有偶,去年9月,两个俄罗斯工人在一起讨论哲学,当谈到他们共同的偶像——德国哲学家康德时,因意见不同而翻脸。
③这年头常见的是,球迷为球队输赢而争论甚至打斗,粉丝为哪个明星更漂亮而争执动武,酒徒为谁喝得多喝得少而吵闹,恋人为争风吃醋而大动干戈,可没想到,居然还会有人为那些虚头巴脑的诗歌、散文而玩命,为哲学、康德而较真,听起来真如同天方夜谭。但不可否认，恰恰是这样的争吵能使人感到一些欣慰。毕竟,在物欲横流、发财高于一切的当下，还有人在仰望天空，捍卫精神财富，关注那些不挣钱的东西。
④ 其实，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时期，或者说有过这样的小气候。抗战时期，西南联大虽然条件异常艰苦，但师生们学习钻研的劲头一点也不差，学术氛围也十分浓郁。据作家汪曾祺回忆，在昆明的小茶馆里，饿着肚子的大学生在争论李白、杜甫谁更伟大，豪放派与婉约派谁的艺术价值谁更高，四大名著的优劣得失，每每争得热火朝天，脸红脖子粗。
⑤不光是学生争，老师也不消停。废名与熊十力皆为北大知名教授，两人常在一起讨论学问，争吵也是常事。一日废名到熊十力处与其探讨佛学，生发异见，争论不休，忽而静止，原来二人已扭打在一处。不一会儿，废名气哄哄地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十力在讨论别的问题。
⑥ 近几十年，改革开放，人们似乎早已放弃那些“荒唐无聊”的争论，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国家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百姓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不过，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对滞后也慢慢显现出来，金钱至上的影响日渐蔓延。过于“务实”的风气，使我们被世人视为“物质主义”至上的国度。2015年末，法国市场调查公司发布了一项名为“全球物质主义、理财和家庭态度”的调查，在20个受调查国家中，中国人对于物质的热衷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位居榜首。
⑦当年，丘吉尔曾说过：“我宁愿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60多年后，撒切尔在谈到中国时则很自负地说过：“一个只会输出电视机的国度算不上伟大，一个能输出文化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强国。”如果把这当成对我们的提醒，认真盘查一下文化短板，在重视物质建设的同时，对文化建设投入更多的关心，将会是十分有益的。
⑧倘若有一天，我们在高铁上听到有人在争论诗歌与散文的重要性，在酒吧里听到有人在探讨哲学与康德的意义，那就是文化复兴的令人鼓舞的信号。
(选自《杂文月刊》，略有改动)
1.全国围绕哪句话展开论述?(2分)
答：
2.联系上下文，谈谈第③段中画线的文字有什么作用。(2分)
答：
3.联系上下文，品味下列句子，回答括号中的问题。(4分)
(1)人们似乎早已放弃那些“荒唐无聊”的争论。
(对句中加引号的“荒唐无聊”，你怎么理解?)
答：
(2)过于“务实”的风气，使我们被世人视为“物质主义”至上的国度。
(“过于”一词能否删去?为什么?)
答：
4.当前形势下该怎样营造有利于文化复兴的时势风气?请细读上文并结合“链接材料”谈谈你的看法。(写出三点)(3分)
【链接材料】
1.2015年，央视节目“汉字听写大会”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关于汉字文化传承的讨论。节目开播以后迅速引发数百家媒体高度关注、数千万网民全城热议。
2.台北市花巨资塑孔子像，著名作家龙应台在《不要遮住我的阳光》一文中表示反对。她认为仅仅一个铜像是不能宣传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的。
答：
1.第①段第二句(“争吵有雅俗之分，可见水准风骨，有文野之别，可见时势风气”)。
评分标准：2分，答其他不给分。
2. 例举争吵的多种具体表现，证明当今人们争吵的内容大多比较庸俗，同时与关注精神、文化的争吵形成对比，突出在物欲横流的背景下仰望天空，捍卫精神财富的可贵。或：画线文字列举当下“俗”的争吵事例，与“雅”的.争吵形成鲜明对比，有力论证了“争吵有雅俗之分，可见水准风骨，有文野之别，可见时势风气”，字里行间表现出作者对当下时势风气的不满。
评分标准：共2分。答出“当今人们争吵的内容庸俗”“与关注精神、文化的争吵形成对比”1分;“对比论证的作用”1分;意思对即可。
3. (1)此处引号有讽刺否定的作用。这样写，突出了近几十年国人一味注意物质追求，轻视文化、精神追求，不能正确认识精神、文化层面争吵的积极意义。作者对此表示否定和批判。(2)不能删去。“过于”表示程度过分，文中使用该词指出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系时有失偏颇，表明了对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否定态度。“过于”一词体现了议论文语言的严谨(严密)性。
评分标准：共4分，每小题2分，意思对即可。
4.【答案】示例：个人，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应关注那些不挣钱的东西，捍卫文化、精神财富。国家，在重视物质建设的同时，应对文化建设投入更多的关心。盘查短板，承认弱点，少做表面文章，实实在在地去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媒体等在引导舆论、大众关注点方面责无旁贷，应多做努力，央视节目“汉字听写大会”在全社会掀起关于汉字文化传承的讨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评分标准：共3分，每点1分，能结合文本和“链接材料”即可。
1、《欣赏是一种善良》阅读答案
2、《爱处无声》阅读答案
3、《春山夜月》阅读答案
4、《木笛》阅读答案
5、四下《一杯牛奶》阅读答案
6、《巴东三峡》阅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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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入话里可能包含著大众的心理、作者的修辞、社会的倾向，以及市场经济的多元现象、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等。
2、艺术的表现需要雅俗共赏，而非仅仅满足一部分人的胃口。
3、在她一剪一刀下，都能刻画出一个个可亲、可爱、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从而达到了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新境界，因此她剪出了许多深受群众喜爱的作品。
4、对联属对工巧妙，妙趣无穷，雅俗共赏，不仅能令人捧腹大笑，而且还引人开怀畅饮。
5、阳春白雪固然不错，但往往曲高和寡，倒不如下里巴人雅俗共赏来得好，平民音乐虽不比天籁绝音那般高雅脱俗，却也能引人入胜，与人们灵魂共鸣。
6、怎样才能雅俗共赏才好。
7、不论文化水平高低都能欣赏，形容文艺作品既高雅又通俗，可以为不同层次的人所接受。
8、其次， “两个翅膀论”故意在严肃文学、通俗文学与低俗文学之间制造混乱，故意曲解“五四”新文学一步步民族化、通俗化，雅俗共赏的历史，为低俗文学鸣锣开道。
9、“蒙娜丽莎”这幅画可不是雅俗共赏的哟！
10、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它们的雕刻独具匠心，各具特点和行态，真是雅俗共赏的杰出文化瑰宝。
11、冯梦龙编辑思想中最值得借鉴的是，当代出版走出贵族化和脱离市场的误区，走大众出版的道路，用雅俗共赏的图书来满足大众的需求。
12、在当今众多的报刊杂志中，《读者》可谓是做到了真正的雅俗共赏。
13、摘要茶文化雅俗共赏，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14、冀派内画的主要特点是立意深远，气韵生动，布局巧妙，线描设色浑雅丰富，书画并茂，雅俗共赏。
15、这或许间接解释了此片为什么在娱乐性方面会变得比较迎合大众口味，电影风格亦变得雅俗共赏。
16、绿松石是一种雅俗共赏的宝石，它可以引人注目地镶嵌在正规的传统首饰上显得雍容古朴，也可以随意地佩戴，而且它物美价廉，差不多人人都买得起。
17、当然，论深度和代表性，金鸡或许难和该片相比，但编导能做到雅俗共赏，好笑之外不乏值得反思的场面，已经算是成功了。
18、春晚的小品真是雅俗共赏。
19、此书的编写尽量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既要保持一定的学术水平，又要具有高度的趣味性。
摘要:曹惠民教授是台港澳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也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创新者。本文分三个层面详析了曹惠民“整合两岸,兼容雅俗”的学术理念,指出“两岸”拓宽了中国文学的研究空间,将一度搁置的台港澳文学(后及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纳入了中华文学的大谱系;“雅俗”的统观比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反映了雅、俗文学并存、对峙的历史面目;“整合、兼容”提供了明晰有效的研究方法,围绕基本话题,比较得出大陆和台港澳文学的异同,从而揭示中华文学的嬗变规律。本文还探讨了曹惠民安之若素的“他者”意识,阐明华人文学研究需要语言、比较文学、心理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华侨史、中外交通史等多元知识,意味着学术的底气、锐气和大气。
关键词:曹惠民;“整合两岸,兼容雅俗”;他者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3-0104-06
《庄子》中的河伯见“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及至无边无际的北海,不禁望洋兴叹而“大天地”。如果顺着中华文学的大河,流出中国大陆的边界,瞻望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的辽阔天地,我们是不是也会涌起“大哉,中华文学”的感喟呢?是不是也希望驾舟一叶,寻找最佳视角,跨越时空和人为的地界乃至国界,尽赏中华文学之大观呢?在中国若干文学研究者中,兹有一人,自青年起即与文学研究结缘,并在台港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耕耘多年,以自己“整合两岸,兼容雅俗”的学术理念和实践,纵其一苇之所如,遨游于中华文学的壮美空间。
他就是曹惠民教授。
曹惠民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鞭10年后于1979年考进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钱谷融教授和“五四”老人、东南亚华文文学先驱许杰教授,以中国现代文学为研究重点。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先后兼任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馆特约研究员等职。他曾三度赴韩国、台湾担任客座教授,多次赴港、澳、台、新、马、泰、汶莱、美国参访、讲学、出席学术会议。1988年,正值学术盛年的曹惠民在犁青主编的香港《文学世界》发表了有关香港文学的第一篇评论———《他依然在星光下憧憬:我看陶然散文》。自那以后,他不仅多有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评论见诸海内外报刊(在中国大陆、台港澳和新、马、泰、菲、韩、英、美等地发表论文160多篇),而且出版了多种带有开放视野、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著、编著和教材,如《他者的声音――曹惠民台港华文文学论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台港澳文学教程》(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阅读陶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898-1999百年中华文学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华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等,在海内外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好评。
当曹惠民教授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迈向台港文学研究时,大陆文坛和学界正沐浴着改革开放之风,处在反思布新、雅俗互动的活跃期。文坛上,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和李黎《谭教授的一天》开启了台港文学涌入大陆的闸门,挟严肃文学(以白先勇、陈映真、余光中、黄谷柳、西西、陶然等为代表)和通俗文学(以琼瑶、三毛、梁羽生、金庸、亦舒、梁凤仪等为代表)两股潮流滚滚而至,和大陆的文学作品交相辉映。大陆学界也渐觉禁开,陆续出现了台港作家作品论,从现代文学领域分流出台港文学研究的一群开路人。而在留守现代文学阵营的数千研究人员中,以北京大学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为代表的学者倡导“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新观念,希望推翻近、现、当代文学的壁障,上溯下延,将中国文学史作整体观。上海陈思和、王晓明等教授则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于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评论界回荡着“台港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两个关键词,而曹惠民恰是在中国的文学消费、流通和研究面临重大调整时,广读深思,确立了将台港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版图、整合中国文学史的学术理想,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他所命名的“现代中华文学”事业中,填补学术空白,评介台港澳作家,探讨世界华文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创新者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回首研究历程,曹惠民自云“其中一以贯之、念念不忘的学术理念和研究视角,我用八个字加以概括,这就是:‘整合两岸,兼容雅俗’。”曹惠民进一步将其解释为“兼容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整合祖国内地和台湾、港澳地区的文学为一体。”结合这几十年的华人文坛、评论界和学界的多元化气象,“整合两岸,兼容雅俗”的“八字真言”细解来,至少包括如下三层涵义:
1.“两岸”拓宽了中国文学的研究空间,将一度因政治、历史原因而遭搁置的台港澳文学(后推及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重新纳入中华文学的大谱系,显示了先立足大陆,放眼台港澳;继而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开阔视野。
著名文化学者金克木说过,文学史多重“编年史”,而忽视“画地图”。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中国借鉴西方编纂自己的文学史,出现了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胡适《白话文学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文学史性质的开山之作,此后百年来,中国文学史多被书写成汉民族文学史,汉语文学史,而且限于大陆板块。因此,从空间向度上讲,位于中国地图上的台港澳地区近乎被完全摒弃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之外。虽不合情理,但因牵涉材料、学识、方法,甚至政治等非文学因素,似也不应苛责于先前的文学史家。
曹惠民则指出:“在地域空间上,对于台湾文学、港澳文学的‘搁置一边’……直接妨害了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内涵的确认,甚至有可能重蹈过去狭隘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覆辙。”因此,曹惠民特别强调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空间意识和地缘诗学(geopoetics),不仅补写了台港澳文学史,而且让两岸三地的文学在恢宏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上进行对话,阐发它们之间的“连———隔———通”与“同———异国———合”。
而曹惠民注重的“空间”实具有文学评论的多层面可能。其“空间”可以指文本外的“空间”,比如在大陆、台湾和香港这三个空间,分三个时间段(20-50年代、50-70年代、80年代后)并置讨论其文学各自的发展和联系,辨析其“作家族群”的成因、往来和创作特点,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内地和台港澳文学空间从相连经疏隔终于相通,划出了现代中华文学的流变迁衍的一种独特轨迹。”另外,曹惠民还善释文本内的“空间”,即作品中的“乡村”、“都会”、“市井”等文化地理场域在两岸三地的各自表现,从鲁迅的未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小城到台湾黄春明的乡镇和李昂的“鹿港”,从茅盾、周而复、张爱玲、苏青、王安亿、程乃珊笔下的大上海到黄谷柳、侣伦、刘以鬯、西西、施叔青、董启章、陶然等人笔下的香港。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在两岸三地作家的妙笔下幻化出无数风姿万千的佳作,构成了巨大的互可参照的文本阐释空间。
更妙的是,在文本外的“空间”和文本内的“空间”之间,还存在一个联系二者、值得探究的第三空间,即文本的传播、流通和消费空间,具体表现为媒体新变与文学衍变、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翻译与文学、文化和商品化等多重叠合的关系。曹惠民对于两岸三地、中国与世界之间文学流通空间的独到分析,解释了“文学辐射源”、“琼瑶热”、“席慕蓉热”、“金庸现象”、“框框杂文”等诸多文学和超文学问题。
2.在“两岸三地”的空间框架内,“雅俗”的统观比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反映了大陆和台港澳雅文学和俗文学并存、对峙,此消彼长,复又共荣互动的历史面目,紧扣时代脉搏,在研究领域恢复了文学的“半壁江山”。
曹惠民认为,文学的“雅”“俗”之争,古已有之。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雅”“俗”呈现出既对峙、对立又互相依存、渗透的格局,尤以小说界为盛,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三十年对垒共存即为著例。而1949年后,大陆在新政权的统摄下,严肃文学长期一统天下、通俗文学销声匿迹,但同时期的台港通俗小说大炽,并在八九十年代连带同类影视产品长驱直入大陆。随后,中国两岸三地同时步入“雅”“俗”共存影响的活跃期,万人空巷观《射雕》,妇孺皆哼《婉君》曲,成为大陆“20年前之怪现状”。北京大学开设“金庸小说研究”、金庸经典化等等都说明了俗、雅界限的人为因素和时代性。
因此,在全面梳理两岸三地通俗文学的基础上,曹惠民总结道:
20世纪通俗小说在中国的创作和传播,有过三次大的浪潮:第一次是二三十年代在大陆的滥殇、崛起,第二次是五六十年代在台湾、香港的重新复苏,第三次则是80年代在两岸三地的同时辉煌。第一、二次都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是谓“创作”之高潮,第三次则并未见新的大家名家的产生,基本上是第一、二次创作高潮时出现的名家名品的重印、再读,是谓“传播”之热潮。
此为诠释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又一宏观的论。
雅俗之未裂和雅俗之分野到底怎样同时进行呢?
且不谈《诗三百》“国风”的民歌被编入《诗经》,民间的乐府为曹氏父子、李白、白居易所倚重,且不谈一度被贬作“诗余”的词后为士大夫激赏,瓦舍勾栏间被称作“词余”的曲亦成为中国戏剧的看家经典,且不谈早年流传坊间的《红楼梦》孕育了“红学”,也且不谈佛经中的经变故事,禅宗和道家的语录……单是20-21世纪的中国小说也体现了“正宗化”和“雅俗分中有合”的文学规律。曹惠民举证:通俗小说大家包天笑、周瘦鹃积极翻译西方小说,而被鲁迅盛赞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通俗文学家和新文学家都崇扬反对封建复辟、抗御外侮侵凌;通俗小说借鉴外国文学和新文学的表现手法,新文学则探讨“大众化”,出现赵树理等典范。而当台港袭来的武侠热、言情热在大陆如火如荼时,一些“纯文学”作家冯骥才、贾平凹、王朔、苏童等开始尝试走雅俗并举的创作之路。有“报屁股文字”之称的“框框杂文”,被黄维樑誉为“香港通俗文学的重镇”,因三苏、曾敏之、胡菊人、黄霑、李碧华等高人的加盟,平添丰韵,而老舍、张爱玲、金庸更是雅俗共赏的“撄人心者”。如果我们继续联系,以韩少功、阿城为代表的大陆作家掀起了回归民间的“寻根热”,高行健独行长江流域13省行程三万余里创作了吸纳民俗、傩戏、巫文化的诺贝尔获奖小说《灵山》,……荷马史诗源自民间行吟诗人的集体创作,但丁写下《光辉的俗语》,《圣经》微言大义,莎士比亚曾受古典主义戏剧家嘲弄,彭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等利用“歌谣”和大众语言创作出浪漫主义杰作,雨果的《欧那尼》曾经引发剧院武斗,格林童话为民间故事结集后而跻身经典,狄更斯的报载小说被尊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差点被撵出图书馆收藏的马克•吐温后来却被视作第一个真正的美国作家,……如果我们承认这些事实,便不难同意雅俗之分绝对是相对的,会随着接受语境而可以互相包容,乃至互相渗透。
有学者指出:“没有通俗小说刺激的高雅小说和没有高雅小说发展的通俗小说,都很难成立也很难发展”,“雅俗对峙……是小说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力。”著名作家兼学者朱自清统观中国文学,也指出唐以后,随着平民读书、入仕的增多,加之印刷术的发达,雅俗共赏、以俗为雅、俗不伤雅越来越有可能。“雅士不得不理会甚至迁就着他们(指俗士――笔者注)的趣味……他们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
审美、教化、娱乐、怡情、增知,乃至谋生、扬名――文学自古负载多重功能,因此雅、俗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也都在声气相通的演变进程中。正如曹惠民所言:
严肃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通俗文学的高雅化(精品化),二者正互为影响。调整自我又兼容“对手”,从而消解雅俗对峙、抗衡的矛盾,致力于建立雅俗互渗、雅俗并存、雅俗共赏的新局面,应当是适应时代、顺应大众、也符合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其实也是唯一的选择。
虽然“以雅俗共赏、顺应大众为文艺的正确或唯一选择”之提法值得商榷,但古今中外,雅者自雅、俗者自俗的同时,雅俗亦能互渗,却是事实。在后工业化时代,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的界线日渐漫漶,文学身不由己地走进“世界工场”,被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拨弄着,鉴于此,曹惠民的“兼容雅俗”既是对文学研究对象的包举整合,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文化和生存态度。
3.“整合、兼容”提供了明晰有效、切中腠理的研究方法,在传统的知人论世和审美的文学批评手法上,跨越地域分界,围绕基本话题,采取宏观和微观双重视角,比较得出大陆和台港澳文学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从而揭示了中华文学的嬗变规律。
从宏观上讲,曹惠民的《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华文学》和其主编的《1898-1999百年中华文学史论》搭起了两岸三地的空间大构架,包容了雅、俗文学的两大阵营,较充分实现了20世纪中华文学的史学和文学梳理。“中华文学”和传统的“中国文学”虽只一字之差,视野却大为拓宽,有王国维所说“堂庑特大”之感,让原本拘于中国汉语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得以超越国界,同时领略海内外华文文学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1898-1999百年中华文学史论》凸显人文精神、世间情怀、现代化转型、中国情结、雅俗调适、女性写作、作家族群、传播和消费等八个基本话题,将两岸三地的文学整合成一个互通、多向、有机的对话实体,建构了中华大文学史的模式。上文论及曹著中的“空间”(含地缘、文本、流通多义)和“雅俗”跨界整合,即是显例。除此,对西方现代主义、乡土文学、都市文学、文学与政治关系等在大陆、台港发展的比较,也堪称醍醐灌顶之新论。作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该书获得了专家组许志英、陈思和、王晓明、林建法等同行教授的一致赞扬,认为其“建构了体系新颖且较为完整的理论构架”、“开创了文学史论述的新类型”,“是一部具有厚重学术质量的学术专著”。海内外报刊也有多篇书评,肯定了这种整合路数新见迭出,不仅拓展了两岸三地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空间,而且提供了可让他人师法的实践方法。该书问世后,一批思路类似的文章、论著层出不穷。
就微观而言,“整合、兼容”首先要求论者熟稔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和现象。曹惠民早年师从名家,以中国(大陆)现代文学为术业之专攻。作为主要作者,他曾在八、九十年代参与多种全国通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因而具有先期扎实的积累和感悟。
其次,“整合、兼容”要求论者对台港澳文学了如指掌,对文学文本进行全方位研读,包括“新批评”式的细读。曹惠民博收台港澳报刊、书籍、影像等一手资料,写下不少相关的作家作品论,如郑愁予的诗歌、张晓风的散文、李昂的小说、粟耘的山林散文、叶灵凤的“香港随笔”、刘以鬯的“实验小说”、刘绍铭、梁锡华的学者散文、司马长风的文学史著、曾敏之杂文的人文魅力、董桥散文的“学、识、情、趣”、黄国彬的“大散文”、王璞的私语散文……这类的个体评读,不胜枚举。另外,对于一些突出的或新起的文学现象和流派,曹惠民亦能及时勾勒群像,归纳总结,比如《出走的夏娃》论述台湾女性写作叙述主体的建立,《记忆在山海间还原》、《台湾的自然写作及其研究》、《台湾“同志书写”的性别想象及其元素》、《颠覆之美》等文分析台湾兴起的原住民写作、自然写作和酷儿写作,《紫荆香远》是对“香港文学选集系列”的总评,《走向前沿》是对大陆香港文学博士论文的综论等等。再者,曹惠民亦瞭望华夏之外,笔涉日、韩、新、马、泰、菲、印尼、北美等地的华文写作。由此见树见林,切中肯綮,生动反映了海内外华文文学的大千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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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这个大众评阅时代，一些让人赏心悦目的哲学入门书持续热销，成为读书和出版界的常态。威尔·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伯特兰·罗素的《西方的智慧》、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都已是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哲学入门经典。但最近上架的新书《蜜蜂与哲人》，因为视角独特和内容新颖，围绕“蜜蜂”讲述西方思想史，立意精妙，切中时弊，探讨当前人类境遇和重大哲学命题。它的奇特视野和全新妙趣，定会得到中国读者欣赏和喜爱。
“严肃而不刻板”的学术写作
好书都是细细打磨、反复修改而成的。这本“关于蜜蜂的哲学小书”是两个作为亲兄弟的作者——一个是大学终身教授皮埃尔-亨利·达瓦佑，一个是资深职业创意养蜂人弗朗索瓦·达瓦佑，耗时整整20年才完成的，这样的学术“慢功细活”在今天已经非常罕见。根据译者的采访，此书的创意萌发于20多年前的一个寒夜里。当天，大学教授的“哲学家小弟”前往海拔1000多米的法国福尔蜂场看望“养蜂大哥”，屋外北风呼啸、雪花纷纷，屋内兄弟二人围坐在壁炉旁亲密交谈。他们探讨共同撰写一本有关蜜蜂在西方思想史上地位和作用的书。在这之后的20多年里，他们查阅了大量神话、诗歌、哲学、神学和科学著作，不断充分交流和发现争议，终于从无限宽广的“蜜蜂文本”世界中，精心整理和清晰归纳出一条人们既略有所闻、又未能有足够认知的西方思想史发展主线。表面上，兄弟俩似乎在强调那只小蜜蜂不断现身于人类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而实际上，这次跨越古今时空、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思想之旅，以一种现代人需要的阅读交流方式，重新阐释了一系列当代重大哲学命题和世界文明走向议题。
品尝哲学之蜜的阅读共分为六段旅程，因为蜜蜂是一只六足昆虫，它们的不朽杰作是擅长建造六边形蜂巢。第一段旅程是关于蜜蜂起源和消失的神话诠释，第二段旅程是观看“宇宙学中的蜜蜂”，第三段旅程是在基督教哲学历程中考察“神学蜜蜂”，第四段行程是考察人们如何将蜂房哲学应用于政治领域，在第五段旅程中，我们看到的是贯穿于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时期的“人文主义蜂巢”。在蜜蜂之旅的最后一段，科学进步让蜜蜂的神话和寓意都仿佛被“显微镜”击穿，但我们却发现蜜蜂的魔力一点都没消退，反而更富象征意义。
正如两个作者在前期构思时就给这本书定下的写作基调：“严肃而不刻板”，这本书的写作实践了全民阅读期待中雅俗共赏的理想。全书思路清晰而又思维灵动、故事精妙而又追问彻底，文笔幽默风趣但关怀和观点也极其鲜明和严肃，用词规范、丰富而且十分严谨。为了思想和资讯的完整和开放，作者有意将知识性和注释性的章节分开陈列，方便读者随时暂停或深入。作者对西方思想史的许多基本概念和变革形式进行的重新诠释，大都建立于新老资讯的对比分析和谨慎思辨，激发我们的思考热情，也让人在被一再激励的阅读过程中回味无穷。
同步协调的跨专业知识传播
阅读此书，一方面会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阅读西方思想史，另一方面则能全面提升我们关于蜜蜂的各种专业和跨专业知识。原来蜂蜜既是人工的又是天然的产品：它是养殖产品中最天然的，因为它无需任何加工就可以直接食用;但它同时是天然产品中最具“文化”的，因为蜂蜜不会腐化，因而被用来敷裹尸体，避免腐烂。
蜂巢就是一个小宇宙，或者说宇宙的缩影：它一方面是一个自发和自动设计好的井然有序的组织，有些人甚至认为，那是一种活生生的生物体，既不受历史变迁的影响，也不受自由之苦;另一方面，蜂巢也与人类一些精密复杂的组织系统（如经济、社会或政治系统）有惊人的相似性。人类正是通过不断运用想象、理性和各种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蜂蜜、蜂巢和蜜蜂，才渐渐揭开许多万物起源的奥秘，并一再静思冥想、反观反思人类社会组织和管理的肌理和原则、希望和限度。
蜜蜂初看像是十分普通的昆虫，低级而缺乏灵性，但它的集体行为在理性、道德和智慧方面却可谓登峰造极。在古代和中世纪及当代各个时期的文学著作中，人类对蜜蜂的赞誉和细究比比皆是。文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和现代科学家们或者歌颂蜜蜂的聪慧能干、忠诚可信、乐于助人、勤劳节俭，堪称道德纯洁的典范;或者赞叹蜜蜂的政治品行和才能，如小心慎重、刚正不阿、服从管理、尊上敬下、团结互助、勇于献身等。但在这两位职业养蜂人和当代哲人的交流互动中，他们能达成的最大共识是：在蜜蜂身上，我们可以找到自然和文明的双重属性，因为养殖的家蜂仍然保持野生动物的习性（如它的针蜇起人来很要命）;而野生蜜蜂也具有与家蜂一样的习性（如即便没有养蜂人照护也能产蜜）。
对刚开始学习哲学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小书，而对那些相对熟悉中外思想史的“资深”读者而言，这本内容翔实、视野开阔的书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哲学家智慧，让人开卷确有收益和惊喜。在人与自然的悠久关系中，有许多动物和植物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但正如这本书所写，虽然大自然中有艺术家蜘蛛、无忧无虑的蝉、勤劳忘我的蚂蚁等，但蜜蜂却几乎容纳了人类从生存环境中获得认知的所有品德。在人类文明史漫长的生存抗争与竞争、农牧生产与科技变革、社会生活发展和管理理念革新进程中，作为植物和动物、天界和地界、人界和神界的多重界面兼职者和中介者，蜜蜂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人类思想伴侣，是人类“精神史诗的首选证人”。
直面当前重大文明困境
作为一本富含创意的哲学新著，这本书的价值一方面体现在它对西方思想史主线的重新梳理和阐释，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另一方面作者也毫不回避当下亟须回答的重大命题。比如作者认为当前西方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可以归结为两大困境：一是生产和消费的资本主义已经不符合环保要求，职业养蜂大哥从他30多年的养蜂经验和现状中告诉读者，他所遭受的损失正在逐年增加;二是当代西方式民主制度已经在各种时代问题面前显得犹豫不决、无能为力、缺乏协调，找不到如何做出最优集体决策的有效新方案。
正如哲學家小弟和养蜂大哥从实践和经验的双向信息中归纳总结的：目前的各种“对蜜蜂的忧虑”，无论是传播伪造的爱因斯坦预言（“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将只能再存活四年”），还是在网上进行悲情呼叫和巨款捐赠，都不过是利用人们对环境的普遍忧虑进行的“近乎欺诈的事情”。换言之，作者并不想借助丰富的专业知识和风趣幽默的文笔来回避一部哲学专著所应该承担的社会重任。他们正是想证明优秀的当代哲学家和思想家应该像一个杰出的养蜂人那样称职和强悍。
在此书中，两位严肃的作者始终抓住“人类理性”需要重新认识这个主旨，强调人类的理性思想和影响力与蜜蜂一样，具有两面性和神秘性，即人的理性及能力同时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和极其可悲的局限性。“一方面，渺小脆弱的凡人淹没在浩瀚无边的宇宙之中，这是人类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人类有超强理论和实践能力，这是人类的过度性。养蜂人和哲人的任务，恰好位于这个二元性的核心。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农学家建议从蜂巢中找到恰当的限度和平衡，他们当年的忠告，仍是当前养蜂人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太多的局限性会让人心甘情愿地服从和低头，缺乏限制则会让人像普罗米修斯那样，幻想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力，最终导致自我毁灭。而在这两个悲惨的暗礁之间，人类注定要寻找自己的出路，却难以完全搬开它们或调和它们。蜜蜂的哲学功能正体现在此，它向我们展现了有效协调渺小与伟大、谦卑与强悍的可能性。”
借助蜜蜂与哲人的关系视角重温整个西方思想史之后，两位作者最终强调：如果说人类是通过拒绝野蛮和残忍的天性而实现自我构建的话，滥用文明也会导致人类自我毁灭。蜜蜂堪为我们的指路人，引导我们保持睿智，维持平衡。它不单为我们提供一把人人都可掌握的钥匙，让大家都能了解从混沌世界到有序世界充满谜团的过渡，以及创建祥和文明的历史，同时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维护业已建立却十分脆弱的秩序。若听任自然的支配，世界必将走向腐朽;若一味追求人为的创造，世界就会走向破灭，必须时刻避免走极端。
东西方的蜜蜂是一家
有趣的是，作者为此书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专门写有中译序言，其中提到：蜜蜂之间的交流令人着迷。我们知道蜜蜂主要通过一种舞蹈来告知同伴蜜源的质量、方向和距离，但我们并不知道这种被称为“摇摆舞”的“语言”竟然还有不同的“方言”。蜜蜂通过舞蹈摆尾的时间长短来指示蜜源的距离，但不同蜂种的表现方式却存在显著差异。2008年，一篇题为《东西互学：东西方蜜蜂能读懂彼此的舞蹈语言》的文章报道了在福建漳州做的一个实验。中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研究者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发现，蜜蜂的象征表达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来自亚洲的中华蜜蜂和来自欧洲的意大利蜜蜂混居在同一个蜂巢时，却能够相互理解：“中华蜜蜂”可以“解读意大利蜜蜂的舞蹈，成功地找到指定的食物源”。这一令人惊讶的发现证明，蜜蜂除了拥有绝妙的认知能力和卓越的学习天赋，它们竟然还具有与人类语言相似的“翻译”能力！
作者由此感叹说：“既然两种源自不同地理区域的蜜蜂都能超越600多万年的进化差异，相互学习，彼此交流，那么亚洲和欧洲，东方和西方的古老文明为何不能相互理解呢？”两位作者专门为中国撰写的这个事实和信息提醒我们：东西方的蜜蜂与哲学都是既古老又年轻的生灵产品，它们本是一家，同属一个宇宙。我们人类也一样，东西方的智慧若能不断交流和共享，当代人类文明和生存困境就不可能是无解的生态与社会困局。
随着年岁增长和阅读增多，渐渐能体会出人们为何称法语是世上最美的语言。虽然有人更愿称赞其优雅浪漫，我则更敬畏其表达理性时的语义丰沛和内涵通透。由此而言，翻译一位法国语言大师的文字作品，一定要双语功底深厚，方能转递那种让人叹为观止的原著魅力。因为此书讨论的内容是如此广博无边，穿越悠长历史和诸多学科，但同时此书的文字又如此自然率真、风华充沛、简洁明快，几乎无一词句显得多余。书中将西方哲学史大致分成六个思想旅程的理据充实而又让人耳目一新，其中缘由細究和对不同时期西方思想家观念与方法的大幅递送及清晰梳理，可谓是大开大合、举重若轻。阅后仔细体会，那些总结和分析，准确精当，那些引证和注解，精彩独到，几乎无一可以随意掠过或简单扫描。从这个角度讲，此书作者的文笔具有文学巨匠的风范，此书的翻译也堪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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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念做打，生旦净末，“咿咿呀呀”中粉墨登场，她是中国的国粹——京剧。韵律十足，动感四射，她是大妈们的最爱——广场舞。
一个阳春白雪，一个下里巴人，看似天差地别，但她们站在一起，笑得灿烂：“不，我们都是中国!”
历经岁月洗礼，炮火纷飞，京剧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从唱词到唱腔，从服饰到妆容，她就像一个文化符号，使人说起中国，便有个黑脸的包公开始“哇呀呀呀”。而作为舞坛新秀，广场舞的兴起只在近几年，但鲜明的节奏、简单的动作使她迅速在大妈中流行，掀起了一股广场舞热。但无论是高雅的京剧抑或是通俗的广场舞，不可否认的是，她们都给人以精神的愉悦享受。那么对高雅还是通俗的纠结就可放到一边了。
偌大的广场，有空地，有戏台，台上是水袖青衣，台下是“动次达次”;台上人沉浸在戏中，或喜或嗔，或哀或愤，台下人陶醉在曲中，或进或退，或旋或蹲;有人品一杯香茗，跟着台上人摇头晃脑、念念有词，有人放下手中物什，跟着台下人旋转跳跃，舞步翩跹。
什么是雅?什么是俗?每个人脸上都呈现笑意时，又有什么高下之分呢?
如今的中国，有沉迷京剧的票友，也有喜爱跳舞的大妈，他们的审美情趣截然不同，但没必要争吵、没必要纠结，各人有各人的路。地广物博的中国不敢故作清高，也不撒泼打滚，他推出京剧、广场舞两个姑娘，“谁喜欢跟谁玩儿就跟谁玩儿吧!”于是，他笑了，她笑了，大家都笑了。
当今世界发展迅速，多元的文化也呈现新的面貌，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其文化更是纷杂。古老的文化艺术与新兴的娱乐活动仿佛势不两立，但中国以其融会贯通的包容心将两者有机的统一了起来。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只是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不同的面貌罢了。
当京剧遇上广场舞，大雅遇上大俗，没有争论嘲笑，只有理解友好，雅俗共赏，雅俗皆乐，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快乐，进而整个中国都幸福。
水袖舞青衣，鼓点动腰肢。雅俗共欢乐，幸福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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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行音乐；历史；雅俗观念
一、流行音乐在我国近现代的发展
流行歌曲在我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而流行歌曲演唱这一形式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政治、历史的原因，流行音乐和流行歌曲演唱在迂回曲折的行程中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道路，到了80年代初，流行歌曲和流行歌曲演唱终于进入了它的蓬勃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流行音乐作品、流行歌手和作曲家，并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活动中首次将流行歌曲演唱的形式定名为“通俗唱法”，这一举措在当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这样既可以将此种演唱形式与传统演唱形式区分开，又有利于流行音乐的发展，到了90年代流行音乐飞速发展，特别是在在演唱形式、舞台表演、灯光音响等方面，都已进入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而理论研究和音乐评论也将“通俗”纳入视野，在这一时期对于通俗唱法这一称谓多有争鸣，争鸣的焦点在于“通俗唱法”的科学性、合理性。
其实“通俗”二字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创造，而是有着深刻地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的。《辞源》对“通俗”的解释是：“浅显易懂”，并例举了“通俗”用例的文献：汉服虔有通俗文。自明代起始“通俗”一词也被广泛用于小说、笔记等文化著作之中。这些都说明“通俗”二字是我国固有词汇，并且很早就开始使用，含义明确，语言清楚。
21世纪初，随着流行音乐形式的进一步成熟和受众群体的不断扩大，通俗音乐形式的不断丰富和传播引起音乐学家门的广泛关注，并对流行音乐的发生、发展以及产生的背景进行了深刻而严肃的研究和探讨，并把它定位于大众文化体系、民间音乐范畴，因为流行音乐形式是从构成它的听众的人民大众中生长出来的，通俗音乐反映和表现人民大众的态度、趣味、愿望和世界观。其实音乐理论界和美学界早已认识到民俗音乐是社会文化建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高雅音乐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认识到通俗音乐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雅俗音乐矛盾、转化融合的历史”。
二、雅俗观念的历史渊源
在我国古代音乐的雅俗之争由来已久。自国家出现以后，其社会的等级观念也随之产生，祭祀天地和祖考这样一些国家行为就渗透在音乐艺术之中。于是就使音乐的功能多元化，并且开始了音乐史上的雅俗分歧。所谓的雅乐，就是我国古代祭祀天地、神灵、祖先等典礼中所演奏的音乐，在周代实际上包括了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乡射和军事大典等各方面的音乐，其名称的由来，当取其歌辞“典雅纯正”之意。历史上的“六代之乐”就是雅乐的典型代表。
音乐的发展是一条永不停滞的长河。随着社会经济及文化的迅速发展，音乐本身必然要在原有的音乐形态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改进。在春秋中叶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迅速发展并且动荡多变的时期。社会性质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音乐也是诸乐竞出。“楚调、秦声、郑音、卫乐”竞相争鸣，而历史上真正的雅俗观念的对立，是从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提出：“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在《论语》《卫灵公》篇中提出：“放郑声……郑声淫”开始的。其实“孔子反对“郑卫之音”的根本原因，是由春秋之际社会语言的巨大变革而起， 在当时雅言与雅乐是同一概念，而相对立的“郑卫之音”以其口语性、俗语性的特征，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新兴力量。“郑卫之音是对传统礼乐和雅言的精神的叛逆，它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语言，而孔子对这种话语是持否定态度的。”战国时期的荀子、汉代的司马迁都是孔子雅正观念的继承者，他们都对郑卫之音采取鄙视的态度，给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宋代白居易、明代冯梦龙、清代徐养源等人则认为 “郑卫之音”具有一定的社会功用并提出：“郑卫之音”不可废，不应该将雅与俗二者绝对对立，应取长补短。
从音乐本体上看，“郑卫之音”大多繁声促节，讲究技巧，采用新音阶（完成了由西周音阶向五声音阶、七声音阶的过度）。从内容方面看“郑音”中，绝大部分是以描写与爱情有关的内容，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爱情幸福大胆的追求，这一点恰恰突破了“礼教”的束缚，因此被统治阶层所排斥和反对。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看，民间音乐是低级的，而民间音乐却被广大人民所喜爱，这就威胁到了雅乐的存在，于是“郑卫之音”就成为统治阶级排斥的对象。今天虽然作为反对和排斥“郑卫之音”的统治阶级早已被消灭，但是作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各种审美层次的音乐却依然存在着，并深深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三、雅俗观念的精神内涵
人们喜欢音乐是因为音乐有着许多实用功能，怡情、娱乐、宣泄愤懑等等。出于不同需要，人们的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而音乐产生于人在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之中，“衣食足而知荣辱”，人的需要始终是多方面的，不同的生存状态就会有不同的物质、精神需求。“通俗”音乐的产生恰恰反映了在特定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下，处于平民阶层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流行音乐在近代以后的长足发展，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数以万计的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在“半受教育”、或“受错教育”的状况下可能不能认同“贵族式”的高雅艺术趣味，但同时他们又脱离了农村民俗的生活方式，在喧器与劳碌的城市生活中，他们需要娱乐，那么贴近生活的、浅易的音乐很适合他们的口味。于是他们不再依附于传统，表现出对所有传统的排斥。”[1]
当人们开始探寻自身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人生的价值、意义、理想；思索人性的建设、精神的安顿时，人的终极需求便就此展开，人永远不会因为物质上的进步而摆脱精神上的困惑，而音乐文化精神则是探寻这一问题的载体。
四、流行音乐与雅俗观念
音乐的发展是人精神需求的外在表现形式，雅、俗音乐同为现实社会的文化现象，我们不能回避对他们的价值判断。从审美的角度看，二者不在同一层次，高雅音乐不属于娱乐范畴，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注重自身境界的超越、自我价值的实现，反映了人理性的一面。而流行（通俗）音乐则属于娱乐范畴，关注个人性情、感官上的争论，其实都起源于人自身不同的需求，而几千年来雅俗音乐的发展，也正是在不同需求的驱使下进行不断摸索与创造的结果。
雅与俗的对立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但最终还要统一于社会，而雅与俗就存在于人本身不变的生存节律与追求永恒发展的过程中，因此雅与俗几千年来的对立，在本质上不是两个人或者两个阶级的对立，而是人为满足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注释：
[1]龚妮丽.音乐文化精神之我见――兼谈严肃音乐与通俗音
乐，中国音乐学（季刊）1997（增刊）
参考文献：
[1]徐元勇.为通俗唱法正名.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2，（1）
[2]冯华.“2004年流行音乐学院专家论坛”综述，南京艺术
学院学报，2004（3）
[3]张伟.从西周至汉代的雅俗之变看民间音乐的主流地位，
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2004（3）
[4]陈宗花.“郑卫之音”问题研究综述，人民音乐，2003
（1）
[5]龚妮丽.音乐文化精神之我见――兼谈严肃音乐与通俗音
乐，中国音乐学（季刊）1997（增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