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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海县房山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张义刚，镇长。
上诉人不服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东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现提起上诉。
一、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第二项判决，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10万元。
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一、被上诉人的野蛮暴力强拆行为已经给上诉人造成了重大损失。
上诉人节衣缩食为翻建房屋耗时几个月已经几乎倾尽家财，被却被上诉人滥用职权动用机械几小时所强行破坏殆尽，如此野蛮行径，不仅为和谐社会政府应当树立的良好为民服务形象所相悖，也与法治社会政府应当依法行政的法律规定格格不入。
1.起诉之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沟通协调，其工作人员振振有辞，对上诉人冷眼相向，双方对薄公堂完全系万般无奈。
2.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辩称上诉人翻建房屋无合法手续系违法行为，其系制止，但是通过法庭审理查明，完全系被上诉人颠倒黑白、无理的狡辩，何为象征性的制止?上诉人代理人在庭审业已提出，即便为行政处罚，也当遵循适度原则，但是被上诉人是把上诉人一家拦住，动用推土机强行破坏，完全系野蛮暴力的故意破坏行为，上诉人为此将向检察机关建议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对于被上诉人违法行为及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破坏现场，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了录像及照片，且原审法院也予以采纳了。
3.庭审结束后，上诉人仍旧寄予能以协调解决赔偿问题，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爱理不睬，丝毫未有一点赔偿意愿。
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造成了重大损失是客观事实，损失包括被强拆房屋的水泥、砖头、沙子、钢筋等原料及建筑人员工资、租赁钢结构的租金，该笔经济损失是普通农民家庭所难以承受的，得到赔偿也是理所应当的。
二、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有事实证据。
就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关合法、有效证据，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供了被上诉人进行野蛮暴力强拆的违法行为及造成的财产损毁结果的现场录像、照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且通过被告的答辩中提到的“只是象征性的制止了原告的违法行为”，就已经能够证明该损坏系被上诉人所为，且在开庭之前原审法官亲自去上诉人家的现场确认过了破坏的惨烈程度。上诉人提供的录像、照片能够还原现场遭破坏的情形。综上，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财产损失有事实依据。
三、程序上，原审法院法官未行使释明权。
在原审中，上诉人提出财产损坏的事实，被上诉人也予以默认，但是赔偿的数额是上诉人大体估算的。原审法院在庭审中也未向上诉人释明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予以鉴定损害的价格及如果不鉴定的不利后果。常理上原审法院应当主动征询双方的意思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对损失进行价格鉴定。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认为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原审法院一方面未向上诉人提出确定损害的精确数额的证据，而且上诉人在起诉中也注明要求万元系粗略的大体估算，至于损失到底多少可以通过专业鉴定机构鉴定得出;另一方面，原审法院也未主动委托专业鉴定机构。
四、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要求赔偿的`数额，未提出实质的辩驳理由，应当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中被上诉人一直对自己的违法行为百般狡辩，与此同时对自己的破坏行为也予以了默认，但是对上诉人的要求的赔偿损失却未提出实质性的辩驳意见。其等同于默认了上诉人提出的赔偿万元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为此，原审法院应当支持上诉人的请求，但是匪夷所思的是原审法院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
五、从公平正义角度，因上诉人行政违法造成上诉人的损失理应给予赔偿。
因上诉人的行政违法行为致使上诉人遭受了巨大经济是客观真实的，但是为何自违法行为发生之日到原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仍振振有辞、拒绝赔偿?本来一介草民的上诉人与法律赋予行使权力的被上诉人房山镇人民政府地位就是不平等，在被上诉人给被管理者的上诉人造成了损失却拒绝赔偿，该行为与情理所不容，与法律所相悖。上诉人认为，本次xxx的行政赔偿案件原审法院因种种原因未确定赔偿数额，希望二审法院能从公平正义角度判令被上诉人对其造成上诉人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
六、从社会和谐角度，案结事未了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
上诉人未得到赔偿对于法院案子了结了，但对上诉人来讲拿到的仅为一纸空文，该赔偿只能寄希望于二审法院。同时希望真正实现案结事了的目的，避免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出现。
综上，望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
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孙某
上诉人(一审原告)：x省x市机械服务中心地址：x市x区x街x号。
法定代表人：夏x，男，1942年4月出生，汉族，系x市机械服务中心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x，男，1947年5月出生，汉族，系x市机械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现住x市x区xx街xx里x号，电话：xxx，
xxx。
x市x区工商局。
朱x，男，系该局局长。
一、撤销一审法院(1991)x法行初字第79号维持行政处罚的判决;
二、要求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xx元。
一、x市机械服务中心没有违反国家工商法律规定，其经营符合被上诉人审验的营业许可范围。前不久，xx区工商局工作人员在审查我中心与某客户的经济合同时，认定我中心违反规定，有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并给予罚款处罚。我们认为，这种处罚是错误的。因为我中心虽然从事了一项原来营业许可之外的经济项目，但根据我市人民政府(1987)x发第x号文件的规定，我们已向x市进行了申报，并被批准增加经营范围。
此批示复印件附后。
二、我中心因受被上诉人的错误行政处罚，使信誉及经营活动受到很大影响。某些客户对我中心的信誉提出异议，出现了产品滞销，经营困难的情况。而且行政机关对我中心的罚款是从流动资金中划拨的，影响了我中心流动资金的使用和经营活动，使我中心经营收入受到极大损失。与去年同期相比，损失xx元。这些损失是由x市x区工商局的错误行政处罚造成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1款、第68条第1款之规定,x区工商局应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三、一审法院在(1991)x法行初字第79号行政判决书中，消极维持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不合法。这个判决，显然是在没有尊重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的。为此，我们向x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
x省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市机械服务中心(公章)
法定代表人：夏x(签字)
委托代理人：杨x(签字)
上诉人王xx，女，汉族，xxx年3月25日出生，农民，住xx省xx市xx镇xx边村八组13，电话：xxxxxxxxxx。
被上诉人xx市公安局，住所地xx省xx市xx南路145号，法定代表人张xx，任该局局长。
上诉人对xx省xx市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于20xx年6月12日作出的(20xx)东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书(下称一审判决)不服，现提起上诉。
1、撤销一审判决;
2、撤销xx市公安局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其文号为东公决字[20xx]第0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称行政处罚决定)。
一、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处罚上诉人的职权依据，但一审法院却纵容其滥用职权。
涉案行为发生地是北京市，结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条，一审法院必须查清楚为什么由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涉案行为管辖“更为适宜的”，否则被上诉人便没有管辖职权。
再者，北京市公安局既没有立案，所以本案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移送，所以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处罚职权。
二、一审判决在第10页最后一段认定上诉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是错误的，所依据的证据显然是不足的。
一审法院认为，“2xx3年12月27日以来，原告王xx多次采取身穿状衣的非正当方式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门前递交申诉材料，其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事实”，上诉人认为：
1、一审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无权干涉他人穿衣服这样的私人问题。上诉人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在穿衣服这个问题上有自主决定权。
2、上诉人之所以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称广电总局）门前“身穿状衣”，是因为受到该国家机关的冷漠对待——人民公仆竟然拒绝接待衣食父母。上诉人身穿状衣的目的有二：一是坚持递交材料主张自身合法权利，一是批评国家机关玩忽职守的不良作风。既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主观故意，也没有相关的事实。
3、马路不是公共场所。广电总局的门前是马路。马路的基本功能是交通，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公众从事某种社会生活的场所，比如车站、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等。所以，马路上的交通秩序，不是公共场所秩序。比如在马路是可以随便吸烟，而商场内却禁止吸烟，原因就是需要保护的秩序不同。
4、即便上诉人“身穿状衣”或有不妥，也并不意味着达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一款中“情节较重”的法定要件。一审法院应该查明广电总局的门前在上诉人“身穿状衣”之前是什么情形，之后是什么情形？否则就不应该认定上诉人的行为是“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
三、一审法院不该丧失中立立场，主动为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寻找法律依据。实际上，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
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的处罚依据写的很清楚，即《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一款第二项。如前所述，广电总局门前是马路，马路上需要保护的是交通秩序，其受保护的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一款第四项。
令人气愤的是，一审法院竟然罔顾自己居中裁判的立场，主动为被上诉人寻找法律依据。详见一审判决第10页尾部，这样写道：“被告依据……并结合xxx发布的公通字[2xx3]25号《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的相关文件内容，对原告作出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并不违法”。实际上，被上诉人在处罚过程中、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均没有提及这个公通字[2xx3]25号文，上诉人也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文，那么一审法院怎么会知道被上诉人当初“并结合”了这个公通字[2xx3]25号文?难道他们参与对上诉人的处罚程序?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已经扮演了被上诉人娘舅的角色，毫无司法与伦理底限的为被上诉人的错误处罚背书了。
实际上，这个公通字[2xx3]25号文并不能成为被上诉人处罚的依据。从法律效力等级来看，它属于xxx规章，不可能超越上位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从内容来看，它只是一个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并没有创设性的规定。即便是该文提到了“穿着状衣”、“非法聚集”等字眼(详见该文第四条2、3部分)，也不可能成为被上诉人的救命稻草，因为该文自始至终没有将国家机关的门前归类为公共场所。请二审法院明察。
四、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违法如此泛滥，上诉人不再逐一列举，仅列简表如下，处罚程序违法一目了然。
五、一审判决采信被上诉人4、5号证据的理由，已经错误到荒诞不经的程度。
详见一审判决第9页最后一段，原文是“虽原告(即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杜大力、许炜作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工作人员，又是原告递交申诉材料经过的知情人，且原告也无证据证明二人作伪证，故予以采信”。上述分析存在的问题有：
1、被上诉人自称该案件是北京公安移送管辖的，根据《》第50条的规定，北京公安应当将有关材料和物品一并移交，所以被上诉人应当向一审法庭提交原件，但却仅提供了复印件；
2、这两份复印件名为询问笔录，实为证人证言，那么在没有核对原件、没有经过北京公安加盖印章确认、证人没有出庭作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可了这两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3、在无法确定这两份证人证言真实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如何得知杜大力、许炜是广电总局的工作人员的？是如何知道此二人是上诉人递交材料的知情人的？
4、再者，广电总局的工作人员都是伟光正吗？他们说的话就不需要审核了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句糊弄人的口号吗？
5、在被上诉人并未尽到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竟然以上诉人未提交反证说理，真是岂有此理？！
如此看来，一审判决的裁判者虽然身穿法官袍、端坐审判席，貌似胸怀善良、公正之心，实则早已抛却法律明文规定、罔顾基本常识、做着献媚权贵的勾当、充当欺压良善的打手。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是典型的枉法裁判，请你院依法纠正;同时，你院应将一审判决涉嫌枉法裁判罪的犯罪事实移送检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xx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王xx
20xx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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